世界级品牌企业的诞生与发展是国家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最重要抓手。各级政府在推动产业升级与转型时应把着力点放在改善企业生存环境上。

  ⊙尹中余

  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能否培养出世界级品牌企业，不仅事关荣誉问题，更是决定了这个国家或经济体是否有能力在世界经济大分工中获得优势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自己的生产资源。

  从世界范围看，人口仅有912万的欧洲小国瑞典诞生了爱立信、宜家、ABB、沃尔沃等7家位居全球500强且拥有自主品牌的大企业；人口仅有500万的芬兰同样拥有了诺基亚、欧芬汇川等一批有品牌的世界知名企业。

  而一个三星造就了韩国一个国家的电子产业梦想，一个丰田品牌的起落更是牵动着整个日本民族的神经。没有世界级品牌企业的经济体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配角”，无法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近年来，虽然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但几乎都是没有世界级品牌的国有垄断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等。偌大的中国在高速发展30年以后仍出不了几家像样的世界级品牌企业，这是为什么？

  由于职业关系，本人长期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企业：一类是做得好、需要扩张的好企业；另一类是陷入困境、急需重组的差企业。因此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很多大型企业兴衰的历程以及这些企业领导人的切身感受。

  随着经验的积累，本人逐渐意识到中国长时间出不了世界级品牌企业绝不是偶然的，具有深刻的体制性因素，大概可以做如下观察。

  首先，中国的一些大企业领导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企业经营上。像美国微软公司那样“一根筋”式的领导，他们能够长期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专业领域，引领着企业不断攀登市场制高点。这种看似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本人就先后遇到过多位有这样商业天赋的人，但他们的结局都不如意。

  为什么会这样？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自身的诉求以及与外部社会的矛盾必然会与日俱增。由于各级政府部门掌握太多资源，如土地、资金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几乎都无法解决。因此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管理者几乎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政府部门的交往上。而有些好企业的领导人可能原本是专业人才，没有太多公关天赋；而有些差企业的领导人长期热衷于政府关系，左右逢源，这不能不算是个问题。

  其次，政商关系的金钱化很有可能导致一些企业家提前结束职业生涯。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就不展开了。

  第三，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很容易陷入多元投资陷阱。由于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GDP导向，一般都不希望地方国有企业到异地去投资或收购，即使这种投资或收购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如果该企业的主营业务在本地区市场已趋于饱和，就只能在当地投资其他产业。如，有家酿酒企业几十年来一直将白酒主业所产生的利润在当地投资与酒业有关或无关的各种行业，导致大半个城市都成为它的厂区。

  而民营企业陷入多元化投资陷阱的原因还有另外几条。其一，生存空间过于狭隘，政策环境说变就变，因此民营企业无法长期坚持战略导向型投资；其二，对某一项事业有执着追求的“一根筋”式企业家很多都倒在了企业发展过程中，而能够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家，有很多有一定的投机性格。

  第四，中国企业普遍缺少长寿基因，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很难正常进行。像微软、苹果那样在一代人手中就发展成为世界级品牌企业的只能算是奇迹，更多的世界级品牌企业都是经历了好几代人的连续传承才逐渐登上世界之巅，成为影响全球的大公司，如美国GE、通用、IBM等。

  企业传承的关键在于接班人的培养和选择，为了确保接班人的质量，这些大公司内部往往都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内部人才的培养，或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企业外部广泛物色合适的人才。GE公司CEO的培养甚至从年轻员工一入司就开始，历经几十年的培养和锻炼；IBM公司董事会能够在公司病入膏肓的危急时刻根据企业的需要大胆启用外部人才郭士纳，一举扭转了败局。但中国企业的兴旺发达往往只能持续一代人，企业发展战略缺乏有效的代际传承。

  民营企业的新老更替存在不少问题。随着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年岁渐高，中国民营企业大规模的交班正在进行中。虽然他们的交班行为不受政府的约束，但由于法制环境的不完善以及职业经理人信用制度的不健全，很多民营企业家只能将企业领导权交给自己的子女，很难托付给外姓的职业经理人，其子女的创业精神和动力比其父辈往往逊色多了，因此民营企业发展战略能否有效在代际之间传承也存在明显的隐患。

  第五，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控制权的过度留恋使得企业间的兼并重组难以正常实施。不仅国有企业到外地投资属于“犯忌”的事情，而且外地企业重组本地国有企业的难度也很大。除非本地企业陷入了困境、急需救助，否则地方政府一般都倾向于在辖区内部的国有企业之间搞重组。如，山东和河北省的钢铁行业重组、山西与河南的煤炭产业重组，莫不如此。目前国民经济中的很多领域仍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不能实施市场化重组，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自然就成了无源之水。

  然而，尽管制约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因素很多，但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政府的过度作为或该作为而不作为是其中最关键因素。对以上判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深圳与上海近二十年的企业不同发展状况。白手起家的深圳连续出现了华为、中兴、比亚迪等一批知名高科技企业和平安、招商等一批金融机构，而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的工业重镇和金融中心的上海不仅在近二十年中没有诞生像样的品牌，而且历史上享有盛誉的诸多品牌都一一沦陷。

  与上海企业发展有着类似教训的要算100多家中央企业了，它们虽然在主管部门的“关照与催促”之下，不断扩充资产规模，但最终结局正如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近期感慨的那样，100多家央企竟然没有一个全球叫得响的产品品牌。

  目前中央政府正在大力推动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与转型，本人认为世界级品牌企业的诞生与发展应该是国家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最重要抓手。因为产业升级和转型属于大规模、高智慧的风险投入，仅靠政府的推动是不可能成功的，普通的中小企业也是力不从心，只能依靠大企业，尤其是世界级大企业的率先突破。在它们取得行业发展制高点以后，大批社会资本尾随前行，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才能从愿景变为现实。

  因此，各级政府在推动产业升级与转型的着力点应当放在改善企业生存环境方面，而不是继续强化政府掌控经济的能力。如果为了尽快实现升级与转型目标而大量赋予政府机关额外的权力和资源，则不仅产业升级与转型的梦想无法实现，而且很多原本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可能要再次成为牺牲品，这恐怕就是中医所说的“辩证施治”吧。

  （长城证券并购部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