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铮

  马来西亚新首相纳吉自去年上任以来，力图通过改革，重拾马来西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在区域经济中的“领跑者”地位。而在其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和方案中，最为系统的，当属今年颁布的《新经济模式方案》，它集中体现了马来西亚本届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和总体经济战略，并将成为未来十年马来西亚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指导文件。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来源于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指的是当一国人均收入实现中等水平后，由于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以及金融体系脆弱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社会矛盾频出，从而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作为二战后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之一，马来西亚在上世纪90年代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从1992年起，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从1990到1997年的年平均9.1％下降到2000年到2008年的5.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始终难以突破“全球高收入边界线”，“中等收入陷阱”困境成了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第一大障碍，故而也是马来西亚未来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新经济模式的突破点。

  《方案》制定的另一重背景，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鉴于危机前以G7为核心价值观的全球经济体系已逐步“瓦解”，而在“全球G20时代” 马来西亚将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员。因此，马来西亚必须尽快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合理确定自身的位置，并着手长远，制定长期经济发展战略。

  《方案》的主体框架，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三大发展优势、三个战略目标、四层动力和八项政策措施四个层面。

  马来西亚财富相对比较富足，并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具备了“世界级”的制造业基础；另外，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经济近年间持续了快速增长，这四个国家形成的圈层，成为当下世界经济的“活跃板块”，马来西亚正处于这一“板块”的中心地带，具有极佳的经济地缘优势。马来西亚具有多元化的文化、民族和生物资源，这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同时，《方案》提出，要把提高马来西亚国民的生活质量作为“新经济模式”的终极目标，而这需要首先实现三个中介目标：一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2020年争取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提高到15000至20000美元；二是形成“共享型”增长模式，即所有的公民都能平等和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三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即不能以牺牲后代福利为代价寻求一时的高速增长。

  为了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方案》认为需要四个层面的动力：坚定的领导“坚韧力”和政治“意志力”；强大的“公民共识”所产生的改革合力；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动的“助推力”；在战略执行中不断完善和改进策略的“适应力”。

  最后，《方案》设计了8项具体改革措施：重新“激活”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力；培育高质量的国内人力资源，减少对国外人力资本的依赖；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国内经济环境；强化公共部门的作用；提倡实施保持市场透明和友好的“平权政策”；夯实国内“智力”基础，加快“知识”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革寻求经济增长的新源泉；通过财政体制等改革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毋庸讳言，《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将会受到政治、民族和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大阻碍，将来自于马来西亚传统政治中的“平权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帮助马来人和原著民与当地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竞争。但是，有识之士早就明白，只要不改变这一“非公平”政策，马来西亚就将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陷得更长久。

  今年6月，马来西亚政府用“逐步迈向高收入国家”作为“第十个国家发展计划”的副标题，并在“计划”文本中反复表示，要排除万难推行经济社会的综合性改革。而《方案》也发出了极为振奋人心的呼吁，“是改变的时候了：马来西亚值得如此”。这给了马来西亚人新的期冀。

  对于其他亚洲国家而言，马来西亚的这个《方案》，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号召和鼓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来西亚的“新增长模式”任重而道远。

  “十二五”时期，中国的一条腿也已触及“中等收入陷阱”。笔者以为，马来西亚《新经济模式方案》给我们提供了两点有益的借鉴，其一，抓住“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宝贵时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冲破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困扰全球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怪圈，真正实现经济质量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其二，切实着手制定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中短期规划和长期战略有效结合，形成框架严谨和体系完备的政策体系，通过综合改革和多维战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