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

  鼓励外商投资仍然是当下的重要国策。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表示，“所有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都享受国民待遇”。此前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强调，“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

  近期，有关中国外商投资环境恶化的说法甚嚣尘上，政府领导人上述表述正是对相关误读的有力回应，同时也预示着未来将以更符合中外双方共同利益的形式来提升外资合作关系。毋庸置疑，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已扮演起全球经济引擎的重要角色，经济实力的夯实有助于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而在吸引外资的理念上，也需要尽快摆脱重规模、轻质量的窠臼，以利益“双赢”作为引进外资的首要宗旨。

  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FDI每增加10个百分点，我国GDP可加快增加0.5个百分点，足见外商投资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双方需求与优势互补，总量经济指标向好的大环境下，也掩盖了一些隐疾。

  就我国经济诉求而言，亟待引入资金、技术与管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捷径。于是，各级政府在政绩考核指挥棒下，对吸引外资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尽可能地给予各种利益让渡，为吸引外资而随意突破政策底线之事时有所闻。大幅税收优惠、土地低成本、甚至无偿提供等成了典型的招商优惠举措，地方之间甚至还会围绕这些政策无序竞争。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外资数量因要素成本低廉而大幅提高，但投资质量却是参差不齐。在地域分布上，约90%的外商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沿海地区，中西部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并未得控制，矛盾有进一步加剧之势。在产业结构上，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供给为特征的市场环境，将中国推向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外商出于成本核算的考量，对国内制造业更为垂青，而对于国内经济短板——农业、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总体偏少。显然，就中国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看，国内同行业企业的经营制造能力甚至要比国外同行强得多，制造业外资企业不应再受到政策鼓励。

  更为关键的是，在引进外资的总量追求下，原有吸引外资的初衷被或多或少地忽视。尤其是在我国已拥有庞大外汇储备之后，对管理经验与专业技术需求日盛，但外资对这些软性实力的输出非常“吝啬”。国内引进的技术往往是国外同行所淘汰的。技术是企业的生命源泉，趋利的企业是不可能拱手将专有技术相让于他人的。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延长产品价值链的方式进行商业投资，转出过时的产业和技术攫取超额利润。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提升“创新”能力只能依靠自身努力。而且，中外资企业之间的薪酬待遇落差，也吸引部分国内中、高端人才外流。人力资源的反向流动也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合理利用外资方面，理应由平等互惠的“双赢”合作取代单纯的规模数据依赖症，对此，调控部门已强调了未来引进外资的重要方向：继续营造开放透明的法律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稳定有序的经营环境。对照于此，尽管此前我国涉及外资优惠的政策很多，但统一的指导框架仍付之阙如，致使付出高昂的政策成本之后却并不一定能带来与之相匹配的回报。纵览国际，拉美因过分依赖外资至今仍然处于经济发展困境之中，日韩通过支持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而快速崛起。我国此前引进外资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些外资虽然在中国有实体公司，但其核心技术、高增值管理方式却并未转移到国内。因此，只有做好基础性工作、平等中外合作双方的地位，逐步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互惠与双赢。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其实并不缺少“金钱”意义上的投资资金，而是缺少资金背后的技术与管理。因此，在继续保持吸引外资的既定政策下，我们理应让市场更大地发挥自发调节作用，最终使“重质轻量”成为引进外资的首要原则。其合理路径包括：降低外资运营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管理水平，奠定以市场力量吸引外资的良好基础。

  （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