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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湘平: 亚洲资本市场须寻找发展“新引擎”
    宋丽萍:
    创新须背靠五大前提
    刘啸东:
    创新要跨过四大“门槛”
    陈共炎:
    充分发挥自律组织风控作用
    祁斌:
    资本市场改革将
    适应实体经济需要
    黄红元:适应国情提高监管有效性
    王国刚:
    “合力”将成亚洲发展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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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湘平: 亚洲资本市场须寻找发展“新引擎”
    2010-10-11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记者 马婧妤 ○编辑 朱贤佳

      中国证券业协会主办的“2010年亚洲证券论坛国际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亚洲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动力”,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新西兰、中国台北、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土耳其等12个成员组织的代表参会并进行了专题讨论。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在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再调整、再平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证监会将围绕服务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大局,健全市场体制机制,推进市场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全力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记者 马婧妤 ○编辑 朱贤佳

      

      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黄湘平近日在京表示,随着全球退出刺激政策的预期强化,亚洲新兴市场投资环境趋向中性,亚洲新兴资本市场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重新思考经济增长模式、在价格发现上进行制度机制的不断创新、吸纳新的证券文化,通过多种形式加强新兴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以“亚洲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动力”为主题的亚洲证券论坛国际研讨会9月末在京召开,黄湘平在研讨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他指出,亚洲新兴经济体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正在强劲复苏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动力、发展态势和制度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的、积极的变化,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初步具备了更安全、更有效、更高层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一是亚洲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保持了强劲的增长趋势,呈现强劲的发展动力,在金融危机中发挥积极的稳定作用,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之一。就目前状况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亚洲新兴市场拥有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较低的杠杆率、可控的通货膨胀,有条件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亮点。

      二是亚洲新兴资本市场的估值优势明显,亚洲新兴资本市场相对发达经济体增长较快,外部资本持续流入,同时亚洲证券市场的风险厌恶程度逐步降低,投资风险偏好程度逐步提高,市场功能迅速恢复,价格发现效率也稳步提升。

      三是亚洲新兴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建设发生重大变化,正在逐步完善,不仅服务本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功能不断增强,而且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也在逐步增大,正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中国资本市场也正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初步具备了在更高层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与此同时,亚洲新兴市场正在改善的价格发现、强劲发展的内在价值和政府、企业、个人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支持其股票价格指数持续反弹。截至2010年4月30日,亚洲新兴市场证券总市值达97.68万亿美元,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三大市场。同时,去年亚洲新兴市场外部权益投资净流入636亿美元,同比增长16.91%。

      黄湘平表示,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向亚洲、新兴亚洲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亚洲新兴市场依然脆弱,随着全球退出应对危机刺激政策的预期强化,亚洲新兴市场投资环境趋向中性,市场弹性面临考验。因此亚洲新兴资本市场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发展制度和发展文化。

      他指出,首先在内在价值的形成上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重新思考经济增长模式。作为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结果,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将在较长时间内徘徊在较低水平,无力支持亚洲新兴市场外向型发展,全球经济增长正转向零和博弈。亚洲新兴市场需要寻找新的内在价值发展动力,从外向型经济为主转向内向型经济为主,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培育内在需求,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的消费需求,加快城市化和发展服务业等方面的结构改革来扩大内需。其次,在市场价格的发现上需要制度和机制的不断创新,把增长的潜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以中国为例,从市场结构看,需要从服务外向型战略形成的“中国制造”为主的价格发现重心转向服务自主创新战略要求的“中国创造”为主的价格发现重心;从市场机制看,需要从服务外向型战略形成的“中国制造”为主的集约化竞价机制转向服务自主创新战略要求的“中国创造”为主的多元化议价和竞价机制。

      再者,在市场文化的选择上需要吸纳新的证券文化,通过多种形式加强新兴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金融危机颠覆了传统主流证券文化,再度证实了个体理性并不等于集体理性或整体理性,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应以规范发展的共识加入到全球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发展平衡和再平衡的进程中,加强合作争取一个更好的全球治理,也争取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机构中获得更为合理的话语权和代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