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

  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概念，不仅清晰地提出了一条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路线，而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市场化道路确立了方向。

  就字面上看，“包容性”一词，不无宽容、宽大、容纳之意，其实，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核心在于公平合理。在这里，“包容性”的概念，就和形位公差标准中的包容原则一样，与其说是意在宽容和放松，不如说是对配合性质的严格要求。

  “包容性增长”，显然不能理解为在经济增长中要包容其负面性，如包容特权、垄断、腐败、不公平、两极分化等等。恰恰相反，“包容性增长”的语境所反映的，正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对于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跟“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一脉相承，关注的重点转向财富公平分配。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直接导致了内需的不足，使得片面追求高投资高产出的中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也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让人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才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可谓不快，但由于一开始就定位于“为企业融资服务”，使得一些基本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沪深股市，由于需要为国企脱困排忧解难而引进了不少资质平平乃至原本不够格的公司，后来又为了保壳而“该退不退”，助长了至今不衰的壳资源重组投机炒作之风。创业板市场中一些“高价发行、高市盈率发行、高倍超募发行”现象，严重透支了成长性。还有，一些银行股漠视市场承受力的过度融资倾向，到头来把有兴趣投资股市的投资者都吓退了，那还有什么可持续发展可言？

  在市场化发行中出现的一夜暴富的亿万富翁越多，打新炒新的投资者的亏损面也就越大，管理费旱涝保收的基金发行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市场的整体稳定水平就越差。这里的问题显然并不在于证券化率水平提高得快不快，市场架构层次的健全不健全，或者说市场化程度的高不高，而是因为在“重融资轻回报”的倾向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情况下，中国股市投资人缺少获得投资回报的基本权利。

  诚然，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买者自负”也可以说是愿赌服输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上市公司不分红少分红，不讲投资回报率，只讲“买者自负”，那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荒唐的逻辑。难怪有人为了打破所谓“新股不败的神话”，力主用提高发行市盈率的方法来“教育”那些热衷于打新炒新的投资者！

  其实，当发行人保荐人说高价发行有理，高市盈率有理，超募有理，银行说大规模再融资有理，ＳＴ说壳炒作有理，大股东说不分红少分红有理，基金说亏损有理的时候，表达的是强势利益团体的意志，却没有也不会稍稍考虑过弱势群体的感受。鉴于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和在市场的话语权，这是尤其需要高度警惕的。如果“以人为本”被误读为“敬畏资本”，那就可能会把少数强势利益团体的意志当成了市场的意志，而对既得利益者的维护甚至对弱势群体的损害，却反而被当成了对全体投资者利益的维护。

  资本市场需要的“包容性增长”，并不是简单排斥融资，而是主张合理和适度融资；并不是一味反对大机构大资金大股东的利益诉求，而是主张在公平的条件下更多地照顾和维护中小股东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为他们在获得资金与信息的能力以及在利益表达方式上总是处在弱势地位。资本市场需要的“包容性增长”，并不是不要发展，拒绝扩容，厌恶创新，拒绝接轨，而是希望在任何时候任何发展阶段都要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也就是说，资本市场一切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都不能没有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一份。

  这才是资本市场市场化众望所归的真谛。 （作者系知名市场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