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阶段来，美国、欧洲、日本相继发难，对中国的汇率问题再次联合施压。而这一次，压力之大，气势之足，几有汇率大战一触即发之势。瞧这势头，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西方主要工业国联合干预日元的情况会否重演？用汇率击垮一个国家的情况会否在中国出现？自然成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环境之下，爆发汇率战的概率非常之小。说到底，汇率，不过是当下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失衡这一根本原因的表象。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让主要经济体重新回到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轨道之上，切实有效地找到解决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国际收支失衡这一症结的有效手段。单纯在汇率问题上做文章，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成为新一轮保护主义抬头的口实。

  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汇率问题的严重性，但中国政府无法接受西方国家“逼宫式”的政策干预。这实际上也是温家宝总理在布鲁塞尔讲话中明确传递的信息。中国强烈意识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各国密切协调合作的必要性，并且诚望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解决问题。只是中国无法接受以自身核心利益受损为前提的国际合作，中国无畏西方国家的经济讹诈，这是中国的根本立场。中国的汇率可以动，但是怎么动，何时动，是中国政府独立的选择。我们可以在汇率问题上与西方主要国家加强沟通和协作，但这绝不能被贸易战胁迫，签订新时代的城下之盟。如果西方发达经济体一意孤行挑起贸易战，则产生的后果无疑会是灾难性的。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无疑是挑起全球经济领域的核战争，直接把全球经济拖入万劫不复的渊薮。合则两利，战则两伤。美国、欧盟、日本越早认清这一点，越能更为有效地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达成全球货币秩序新的共识，并在现有IMF的议事框架下达成更为一致的合作共识。

  而另一方面，中国政策制定者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汇率冲突的表象之下，是经济结构的转型，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更是国际间经济失衡的再调整。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央政策制定部门要坚定不移地在经济模式增长转变上下足工夫。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应毫不动摇地服务于经济转型这个现阶段我们的核心任务。汇率政策，当然也不能例外。在对外表明了原则立场和态度之后，我们也需要按照自己经济发展的节奏和模式转换的要求，调整汇率政策。诚如温总理所言，中国制造业的毛利率太低，一旦人民币汇率升值，工厂亏损倒闭，将会导致上千万人口失业返乡，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巨大动荡。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未来都不应该再被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性行业绑架，正如我国的GDP不能被捆绑在房地产这一个行业之上一样。既然，中央能拿出政策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动力来解决房地产行业的难题，我们也同样有决心和办法来解决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既然意识到变革不可避免，变革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那么与变革同至的痛苦和成本也是必然要承担的。“毒蛇咬手，壮士断腕”，在历史选择的关口，做出正确的选择并能有力执行，是当下必然的选择。在短期和长远的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放弃局部最优换取全局最优，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有了坚定的决心，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则要避免运动式的执行。前一段各地为了实现节能减排计划，多次出现突击拉闸断电的新闻。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此类事件怕不会是偶然的，但这绝对是我们所不希望再看到的一幕。政策的有效执行，意味着给予经济生活中的每个执行人确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大家按照既定方针平稳有序向前推行，这才是政策连续性的本意。只是在变革转型时期，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面临着太多的诱惑，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也总是试图通过种种方式来与政策进行各种形式的博弈。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平稳有序，是最终能获得成功的两个巨大优势所在，也是最大的难点所在。

  困难是空前的，但是我们自身的优势也异常突出。对内，相对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末人均GDP已经接近美国，经济发展潜力几乎穷尽的情形，中国目前只有美国五分之一的人均GDP水平却留下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刺激和拉动内需，是中国未来20年中可预见的关键引擎，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对外，由于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美、欧、日等经济体并未持有多少人民币资产，无法对我国直接施以金融市场上的干预和冲击。我国可以借助这个时机在新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提出我们的主张，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在IMF投票权的增加，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不应把应对思路局限在汇率问题上，中国可以让其他经济体诸如美国也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以弥补国际收支的失衡。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