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国际，迄今还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国有企业去占领全球500强榜单的。从长远计，中国企业要想真正“走出去”，还得寄望更多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我国境外投资审批制度很大程度上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模式，路径不畅严重束缚了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脚步。在今天看，这种体制已完全不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

  对于有志于“走出去”的国内企业而言，当前的确是个很好的机遇期：一方面，我们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和遍布全球的中资银行作为支持；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正加紧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国内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资源和原材料紧张、环境压力增大以及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经济增长制约因素，都要求我们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对外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去年央企海外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元，占央企总资产的20%；而海外投资收益占全部央企利润总额的比重更高达40%，重要性可说是越来越突出。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企业“走出去”已成大势所趋。但在一些海外收购项目中，却屡屡发生中央企业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举例来说，原本一家央企拟花5000万美元收购的项目，因为两家甚至数家央企相互抬价，结果花了1亿多美元。有鉴于此，国资委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有必要加强规范央企的境外投资行为。但这一纸禁令真的有用吗？

  从国资委方面来看，作为出资人的代表，当然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协调和监管，以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国资委设想的争端解决原则也很明确：“谁先进入支持谁”。这个看似简单的规则，但看来实际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要明确，中央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利润最大化并非其终极目的，它们肩负着中国最核心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和保值增值的重任；但央企毕竟又有其自身的局部经济利益考虑和对政绩的追求，因而才会有互挖墙脚的行为。

  笔者以为，正是企业和国有资产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央企并不适合扮演“走出去”的主力军。因为，第一，除为获取某些特殊资源外，央企不宜卷入政治和汇率风险过高的海外市场；第二，央企在海外的恶性价格竞争，无论谁输谁赢，都不可避免会带来国有资产的重大损失。

  其实，央企海外恶意价格竞争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从根本上说，央企强烈的国有色彩制约了其“走出去”的效率。

  在“委托—代理”机制下，作为“代理人”的央企在从事海外投资时往往会低估风险。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用自己的钱和用别人的钱，感觉是大不一样的。用自己的钱会比较谨慎，而用别人的钱、特别是国家的钱往往就会很慷慨。在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中，68家央企爆出114亿美元的海外业务巨额浮亏。原因就在于，这些央企拿国家的钱不当回事，将原本对冲风险的套期保值业务异化为高风险的外汇衍生产品投机行为。

  而从“委托人”的国资委角度看，“执法不严”也是近年来央企海外投机亏损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源。早在2001年，证监会就发布了《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其中对于国有企业从事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规定得明明白白。例如，第三章“境外期货业务基本规则”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持证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第五章“监督管理”中也特别强调，持证企业应在每月前10个工作日内向证监会报告上月境外期货业务情况。令人遗憾的是，9年来，这个管理办法似乎形同虚设。它未能防范2004年的中航油期货巨亏事件，也没能阻止2005年国储铜事件步其后尘，更没有阻止2008年至2009年众多央企的飞蛾扑火之举。

  如果排除国内垄断定价优势，央企对外缺乏真实竞争力。中石油在2009年力压埃克森美孚成了“全球第一市值公司”。但在另一方面，埃克森美孚的全球员工不过8.6万人，而中石油的员工却高达160万人。换算成人均水平，中石油人均盈利水平不过区区1万美元，而埃克森美孚却是人均50万美元。

  还有，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收购资源型的资产，无论是石油还是矿产，都会被别有用心的国外批评者上升到政治层面解读。在他们看来，中国国有企业更多代表的是政府意志，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2005年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失败，2009年中铝并购力拓失败，与其说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不如说是“冷战”思维的牺牲品。

  最后，我们还须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要清晰很多，不仅运营机制灵活，更重要的是花自己的钱更谨慎，当“国际冤大头”的概率较低；如果中国民营企业参与海外并购，也不会轻易授人以柄，可为什么当国人谈及企业“走出去”的时候，眼光总盯着那些“国字号”庞然大物，而民营企业却无法成群结队地走出去？

  鉴于我国境外投资审批制度很大程度上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模式，路径不畅严重束缚了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脚步。在今天看，这种体制已完全不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近年来经过多次调整，中央政府已允许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并提出了一些鼓励和扶持的政策，但审批层次仍过多，且审批内容仍过细。此外，企业享受政策的门槛过高，在融资上也很难得到相关资金和政策扶持，这些都直接影响和制约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

  放眼国际，迄今还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国有企业去占领全球500强榜单的。从长远计，中国企业要想真正“走出去”，还得寄望更多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