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

  在中国文化中，明君诞生都有先兆：或祥云朵朵，或霞光万道。黑石集团董事长兼CEO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虽有“华尔街新国王”的美称，但却不是真正的国王，所以也就没有御用文人为其杜撰和讴歌，只能自己跳出来讲述动人的传说。

  施瓦茨曼夸口说，他年青时就得到华尔街前辈比尔·唐纳森（Bill Donaldson）的赏识。他去唐纳森的公司打工，因为无法胜任，半个月后便提出辞呈。离职前，唐纳森宴请了施瓦茨曼，一眼就看出他必是远到之器，日后定可成为这家银行一把手。不过，当记者向唐纳森核实此事时，老先生回答是不记得有过此事，不记得曾说过这样的话。看来唐纳森说话还很含蓄，没有说从来没有说过此话。算是给施瓦茨曼留了面子。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在重大问题上，私募股权基金的领袖并不直接说谎，而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引投资人上钩。私募股权基金的花活很多的，总是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纠缠不清。他们到世界各地传经送宝时，也是花拳绣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觉得他们长袖善舞，各种轻功何等了得。但黑石以及其他私募股权基金得道的真正原因，掌门人却三缄其口。

  他们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得益于法律。

  2007年黑石上市时，施瓦茨曼拥有现金6.84亿美元，另有价值88.3亿美元的黑石股票。黑石市值达到310亿美元，紧追当时还很火的雷曼兄弟公司。这就要感谢美国法律。黑石原先是合伙制，施瓦茨曼等合伙人对黑石的债务负无限责任，如何能摇身一变，成了有限责任的上市公司？因为美国法律有了修改。1970年代怀俄明州率先修改法律，1996年全国收入服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规则也做了修改，允许合伙制可以是有限责任，而且可以发行可以在证券市场交易的股票。1997年的《统一合伙人法》规定，合伙人可以选择成为“有限责任合伙制”，英文“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缩写“LLP”。 一旦合伙制企业提交了此类声明，任何合伙人就不会为整个合伙企业的义务负责。 无限合伙人也由此改称“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如今，美国大多数州都已修改了法律，承认“LLP”形式的合作制企业。

  税法对私募股权基金也是情有独钟。私人股权基金或其他合伙制企业的利润也叫“附股权益”（carried interest）。按照美国的现行法律，对私募股权基金的附股权益只征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税率仅为15%，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却要高的多，可高达35%。按照美国国会的一项法案，从2013年起，应对私人股权基金75%的附股权益征收所得税，对其他25%的附权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

  税收真的是很重要。施瓦茨曼之所以把奥巴马比作希特勒，主要原因就是奥巴马身边的一些自由派主张对私募股权基金要多征税。所以施瓦茨曼要破口大骂，尽管奥巴马本人对华尔街始终采取绥靖政策，而且还为银行家们挡了不少枪子。

  时常有些“好心”人提醒大家，不要有仇富心理。但从施瓦茨曼攻击奥巴马的恶毒言论看，有些富人倒真的是仇恨在胸。上世纪二十年代，芝加哥市有二十多人因为组织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工会而遭到刑事起诉。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在为这些同情劳工者辩护时说：“我们早已耳闻，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过，谁要对劳工表示同情，谁就应当被行刑队枪决。我们听到那些达官贵人们说过，谁要是批评致富者的行为，谁就应当被装到带有铅帆的水泥船上后推到海里去。权势者们鼓吹暴力，那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美国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的好：“财产是法律的结果。”这句诤言，在资本市场又得到了验证。靠聪明才智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可要成为亿万以上的富翁，没有有利的法律，那就比较困难了。当然，政策也很重要，很多时候比法律还要重要。比如，美联储的长期低息政策成就了黑石和其他私募股权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一样，都是靠杠杆赚钱，如果利息高了，到哪里去筹集廉价资本？资本市场有个说法，如果筹资成本低，那么赚钱就容易得像是“射杀桶中的鱼”（汉语“瓮中捉鳖”的意思）。

  很多时候施瓦茨曼并没有说谎，却是神神叨叨的样子。一次，施瓦茨曼从纽约去康奈狄克州谈业务，先坐直升飞机，然后再转乘大轿车。同行的伙伴不解，坐火车岂不是更方便？施瓦茨曼的解释是：“印象很重要。不是要买我的时间吗？我的时间就这么宝贵，必须这样赶路。”施瓦茨曼办过一次圣诞聚会，高价请来女模特，扮成007电影中的美女，而他本人则好像是位英雄。信他的人还真不少。不能怪施瓦茨曼神神叨叨，实在是很多投资者自己心里也有鬼：也想过上像施瓦茨曼那样的滋润日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