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满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此轮通胀压力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我国通胀压力的形成是一种“内外夹击”、“偶然加必然”的多因素综合征，既有国内市场成本上升推动的成本型通胀因素，也有因货币超发带来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因素，还有来自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胀因素的作用，还夹杂着今年灾害性天气、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等偶然、突发性因素。应对这样的通胀压力，要求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方面“双管齐下”，提升政府治理通胀的驾驭能力。

  综观世界各国那些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缓解通胀压力的常用措施，可以用“堵、疏并举”来概括：既要堵住通胀压力形成的原因，还要疏通国内外致使物价上涨的多重压力。对于国内货币超发，笔者以为，宜用“堵”的手段，收紧流动性，管住钱袋子。

  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引致货币需求的扩大，以及大量外汇流入，特别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相继实行了宽松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2010年预算为7.5万亿，两年共超过17万亿，这在以往至少是5年以上的信贷增量。2000年我国广义货币（M2）供应量与GDP的比例为1.5∶1，2009年为1.8∶1，到今年9月已上升到2.6∶1。截至10月末，M2余额为69.98万亿元，占GDP高达180%以上，位列世界各国第一。而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如按央行设定的17%的M2增速计算，两年后M2规模将达100万亿以上。如此巨额的货币，放到任何一个行业或某一类产品，都会引起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应尽快回归稳健，已成必然选择。

  对于因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大量热钱流入我国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现象，宜“堵、疏并举”。

  为避免一些国家以邻为壑引起货币战争，导致国际金融震荡，我们应充分利用一些国际组织平台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另外，从源头入手，多部门联合形成联防体系，严格审查进出口贸易的真实性，评估进出口价格的合理性，对于大额预收或延付货款都须备案登记，合理调控其融资期限；审核并监控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性资金流向，防止其转向房地产市场或股市。金融部门要监测存款账户中的存留量，追踪大额、频繁异常流动情况，重点关注外汇短期流动信息。外汇管理部门要及时掌握外汇项目的信息变动，尤其是非居民以及个人外汇账户的开立及资金流动情况。对于已流入进来的热钱，要努力治理国内市场，疏通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改革，提高资本市场运作能力，优化经济结构，以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合理引导资本流出。

  对于国内其他一起推动价格特别是食品上涨的因素，笔者以为，则要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对于农产品产量因灾害性天气影响而下降，应采取“疏”的措施。从增加供给入手，重点发展农业生产，比如落实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鼓励、利用价格基金支持扩大相关短缺农产品生产、完善强化大宗农产品储备体系并及时投放储备等举措。

  对于游资炒作或利用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和不规范而涨价的现象，应采取“堵”的措施，坚决打击，有些甚至可以采取直接价格管制。比如，对炒作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对在农产品流通环节层层倒手批发、层层加码加价的现象，通过串谋等手段哄抬农产品价格的不法商业行为，必须给予严惩。除了加快建立金融、工商、物价等多部门价格预警和调控机制之外，还可借鉴韩国为应对“泡菜价格危机”而降低燃气费的经验，严格控制油、电、水、气等垄断行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同时，不宜过快、集中改革资源能源价格机制，以减缓叠加效应。

  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运营成本增加，我们要承认其合理的部分，当然只能“疏”。我国已进入了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转向局部短缺，企业由于人工、土地、资源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而运营成本上升，对此，要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增强消化高成本的能力。

  对于因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只能“疏通”。例如，加大海外资源能源投资和合作力度，保证供应，同时，尽最大努力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大宗农产品的谈判能力和定价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以降低国际依存度和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还有一点，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步伐，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收和增加中低阶层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的方式，提高整个社会承受通胀的能力，这也是一条“疏”的措施。

  （作者系中国经济学会理事、宏观经济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