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之四

  李国旺

  讨论经济结构调整，往往因为对话语境不同，难以形成交集。经济结构调整是全局性的利益大调整，政府、机构（厂商）、居民间，甚至国际资本间的力量博弈，将直接决定调整的方向与成败。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涉及利益博弈的相关方，可以抽象为政府、机构、居民与国际资本，结构调整只有利于四方力量，或者结构调整后的价值创造总额大于调整前，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不受损失或者有利可得，调整才有成功的可能。因此，面对未来的结构调整，新产业不一定就能保证成功，如果传统产业能够利用新技术，将仍然具有强大价值创造与利益分配中主导性控制力。

  在传统经济中，中国经济体的价值创造过程，国家通过政策创新创造价值，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创新成为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价值创造者。厂商通过管理创新，特别是在解决“短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向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供应短缺产品而创造价值。中国城乡居民，通过提供劳动力，为中国经济三十年持续增长贡献自己的价值。如果新经济能为国家税收增长，能为厂商利润增长和居民幸福度提高起作用，这种新经济推动产生的新产业就是有前途的，否则，就是一种概念炒作。当然，除了满足上述三方利益的利益增长需要外，新产业能否有相应配套条件，如垄断或者天然的资源禀赋、是否有先进的技术，是否有合适的市场，才可能协调分配价值的生产和利益关系。

  根据新产业发展的路径与历史经验，新产业启动之际，除了利用市场力量残酷“筛选”外，重大的科技发明、技术革命需要国家资本力量的介入，因为新产业形成前期，处于“公益状态”，一般厂商无力承担公益费用与开发成本。比如互联网中的“云技术”开发，不仅是互联网技术的革命，还将直接影响生产经营、生活方式甚至对文化、风俗、政治都会产生新的影响，但前期开发的成本高，市场少，需要政府在技术创新、试点应用方面有“公益性”的扶持与投入。又比如物联网在农业、能源、社会保障、医疗、公用、环保、生态安全上的应用，其产出效应是社会性的安全、环保、绿色价值，对新经济、新产业有直接推动作用，但前期投入成本巨大，需要国家资本适当扶持。物联网的运用不仅会产生经济效益，还会产生社会效益，比如政府管理效能的提高，从而 为提高执政能力、提高经济安全水平提供技术支持，让百姓生活在一个生态、安全、有保障的社会经济环境中。

  但是，政府作为技术进步的“保姆”，在孵化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后，厂商最终还得在开发应用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让产品在生产经营或者生活品质、环境保护上发挥少耗费质能的效果。如果说政府的新经济新产业的角色，主要是从“公益”的维度思考，厂商在新产业上的角色，则主要是从“效益”上思考。要提高厂商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益，厂商就得利用政策创新，重组资源；利用新技术新工艺，促使传统产业升级，从而创造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公用服务与人民生活需要的新服务与新产品，才有可能开发出无人竞争的新市场。未来三十年，中国将会持续围绕社会和谐为中心进行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的管理创新已提上了日程。厂商如开发出能实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全国一体化的技术网络，将会大大提升政府在保障产品开发与保障产品管理水平，从而为全体人民的福利增长提供强大技术支撑。社会和医疗保障，不仅涉及全国性管理，还有全国联网后的安全保障问题。一手抓技术创新，为全国联网提供技术平台；一手抓安全保障，为全国保障事业的稳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将是厂商新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从新技术的发明到产业化，到群体意识到新技术的价值，最少要经过十多年时间，其中多数厂商可能倒下，但能生产符合群众需要产品者，有可能在大浪淘沙过程中显现其价值。如果技术的进步，就是质能消耗下降的历史，新经济的进步，是质能消耗下降与信息有序化的过程。只有信息有序化过程中，能够得到政策庇护、能够生产群众喜闻乐见产品者，厂商的价值创造才能在价值实现中体现出来。因此，在新产业发展过程中，往往不是技术最先进者，而是善于组织技术有序化，进而生产出最能满足终端客户需求的产品与服务者胜出。

  （作者系华宝证券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