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长期持续发展是经济政策必须着重考虑的层面。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要以长期经济发展为重点，政策制定要强调“供需并重、长短结合”。 这需要从心理意识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接受低增长速度，需要继续实施“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需要投资政策理念从“增长优先”与“就业优先”转变为“创新优先”和“结构优化”。
曾 铮
政策实施的“两难”，成为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焦点话题。国内经济学家的分析，有三种论点最具代表性：“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的“三角”两难说，包括人民币升值、出口拉动转型、劳动力工资增长、房地产调控、资源价格上调和刺激政策退出在内的“六大政策实施”两难说，还有综合了以上两种说法的“十二重矛盾”两难说。
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三个基本问题：“两难”是宏观经济政策永恒主题， “两难”集中在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的权衡上，当下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重点解决“供需并重”和“长短结合”的问题。
宏观经济管理是在复杂宏观经济现象中寻找市场中的主要问题，并采取政府干预的行为，从来就是一个不断面对“两难”的过程。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曾写道，“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在宏观经济学经典理论中，“蒙代尔三角”体现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两难”；“菲利普斯曲线”则典型刻画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两个政策目标之间的“两难”；而“流动性陷阱”理论和“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都集中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选择的“两难”。因此，经济政策选择中的“两难”，并非中国当下暂时的“遭遇”或我国特有的“困境”。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危险，其中最大的威胁便是有效需求不足，世界各国几乎都同时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一方面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推出了程度不等的经济刺激性投资；另一方面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规模呈现出“放量增长”的局面。但刺激政策带来了过多流动性，并现实表征为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攀升，从而引发了全球通货膨胀恐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刺激性宏观政策给世界带来了无就业的经济低速增长。
就我国的现实而言，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短期复苏政策选择与长期经济转型政策选择的矛盾。
金融危机后，我国果断采取了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和技术创新为重点的4万亿投资的实施以及2009年9.6万亿元与2010年7.5万亿元新增信贷的发放，使我国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有效对冲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刺激性政策引发了通胀预期，使得管理通胀预期成为短期主要政策目标。与此同时，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使得宏观政策不得不“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动。而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并不稳健，基础还不牢固。因此，政策的“退出”决定显得异常艰难。
而相对于短期两难而言，笔者以为，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启动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与通过刺激经济政策熨平经济短期波动之间的“两难”，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困境。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已开始着手于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但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外部环境恶化，调整步伐开始放缓。
从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出发，优化的经济结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然而，在当下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和短期有效需求管理之间出现了矛盾冲突。首先，提高劳动者收入和加快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资源的跨时合理配置，从而促进我国经济从要素的“成本优势”增长模式转向要素的“效率提高”模式；但是，却有可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推高物价水平。其次，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扩大国内居民需求，加快建立人民币合理形成机制，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从“外供型”逐步转向“内需型”；但这种结构转变需要较长的过程和适应期，短期内的转型政策可能对经济企稳形成一定程度阻力。从产业结构来看，通过退出刺激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缩减投资和信贷，优化投资和信贷结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但可能在短期内对尚未稳定的经济造成冲击，同时引发大家对房地产泡沫破灭危及实体经济的担忧。
我们既不能不顾短期经济平稳增长的需要，又不能舍弃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诉求。但是，笔者以为，长期经济持续发展是经济政策必须着重考虑的层面。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要以长期经济发展为重点，政策制定要强调“供需并重、长短结合”。
这首先需要从心理意识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接受低增长速度。在“十二五”规划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维开始弱化，“包容性”增长的思路逐步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两难”的首要任务是解放思想，接受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经济政策要在不严重危及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着眼于经济的长期、稳步、持续发展。
其次，要切实加快调整投资结构，投资政策理念从“增长优先”与“就业优先”转变为“创新优先”和“结构优化”，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合理创新金融工具，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调优整体投资结构。
再次，处于结构调整阶段的中国经济需要的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需要稳定的货币供给机制。而最为重要的是，继续实施“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促使资金优先进入高技术产业、节能减排产业以及民生工程等领域。
最后，要从长远着眼，逐步加快增量改革进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加大主要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短期表现。为此，必须从长期经济发展的高度出发，加快包括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和垄断行业等多个层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同时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