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明确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将3%至4%作为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目标区间和警戒线，央行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力争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与控制目标相吻合，实现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促进物价的长期稳定与经济的平稳发展。可以考虑引导流动性适度向股市流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王 军

  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通货膨胀已从预期转化为较为严重的现实压力。尽管此次物价上涨可以从结构性、输入性以及成本推动等不同角度来加以解释，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近两年大量超发的基础货币，持续两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快速回升向好的同时，也埋下了通胀的隐忧。流动性并非均匀地作用于整个市场，不同领域的供需状况、价格敏感程度不同，使通胀本身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

  央行已在10月和11月分别启动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应对手段，但考虑到流动性的释放已持续两年，而政策收紧才刚刚开始，其滞后效应根据历史经验大约在半年以后，因此负利率的彻底扭转和通胀的拐头还不会那么快，未来几个月因惯性和基数效应的影响，通胀压力仍将居高不下。这是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矛盾。基于季节性价格变动趋势和全球性货币泛滥推动的趋势性因素影响，明年物价上涨的压力仍不容忽视。通胀压力在明年一季度和四季度尤其明显，全年物价预计将突破3%，在3.5-4%之间。

  笔者因此认为，当前应坚决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宏观调控的首要位置，宁可提高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也不宜过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有鉴于此，建议明确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将3%至4%作为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目标区间和警戒线，央行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力争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控制目标相吻合，通过自我约束规则的建立和执行，实现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促进物价的长期稳定与经济的平稳发展。

  为此，须尽快采取综合措施，防止通胀势头继续恶化。

  第一，收紧货币政策仍是应对通胀的首选。有必要继续收缩流动性，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继续提高利率，释放更强烈的紧缩信号，逐步消除负利率格局。应明确将宏观经济政策搭配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相机抉择，随时微调优化，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也就是说，为抑制通胀，货币政策应回归中性或稳健的定位，货币政策既要改变宽松的基调，又不能“急刹车”；考虑到还需维持一定的投资和在建规模，财政政策应维持宽松的基调。从中长期来看，加息无疑有助于平滑经济波动，推动经济的均衡健康发展，也释放中国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的信号，传递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心，表明中国将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而非速度。

  第二，调整商品供需结构也是抑制通胀的必要手段。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及农产品供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搞好运输调配，畅通绿色通道，促进供需相对平衡。完善农产品保护机制，提高应对价格突发波动的能力，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力度，以目标价格为核心，建立农产品的保险机制，帮助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对农产品储备品种和规模进行系统的研究，改进储备结构与地区布局，将价格预警、储备和进出口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好价格监控，维护市场秩序，依法严惩游资囤积炒作行为。

  第三，重视疏导流动性，主动增加资产的供给以吸收超发的货币。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管理和引导流动性适度向股市流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前沪深股市的规模已取得了长足发展，有能力接纳更多的资金入市。让更多急需资金支持的企业发行上市，特别是尽快增加中小盘股票的供应量，适当降低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门槛，加快公司上市速度，既能让充沛的流动性为更多公司分享，解决一大批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也能降低当前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估值水平。此外，管理层也可以利用此一时机通过适当减持国有股来吸纳流动性，进行国有经济布局及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除扩大股市供给，还有一些选项可以发挥资本市场在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独特作用。比如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债市的容量及品种。未来应加快建立集中监管、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增加期限结构，丰富债券品种。加快公司债券发行市场化改革，开展地方政府债券和项目收益债券发行试点。发展本土信用评级和债券信用保险机构。比如放宽QFII投资额度及范围，可适时考虑降低准入门槛、提高准入额度，借以吸纳更多“可控资金”为我所用，并推动香港市场离岸人民币资金买卖A股的“小QFII”制度尽快实施。比如尽快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监管责任，鼓励扩大各种类型的金融产品的数量与规模，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要。允许内外部资金投入私募股权基金，支持处于创业期的创新企业加快发展。比如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包括QDII等），尽快推出国际板业务。前者通过商品等实物资本形式，鼓励多元投资主体通过使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形式输出国内流动性；后者则是在上海建立上市条件较为严格，面向国外大公司的国际板市场，以人民币为交易货币。让境外企业在中国发行A股上市，既增加了国内资本走出去的途径，也在实际上平衡了国内的流动性。

  第四，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减少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对货币政策效果的负面影响，综合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流动性泛滥。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