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

  有了“股神”巴菲特力挺的比亚迪，一度很风光，不过最近有些烦。10月13日，国土资源部就陕西省户县比亚迪汽车扩建工程违法占地案处以294.66万元罚款、14名官员被问责、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所建的7幢厂房及宿舍楼、搅拌站、厂区道路等基础设施。

  比亚迪的触角伸得很广：在深圳与惠州相交的建新能源产业示范用地面积为59.7平方公里，比亚迪—奔驰电动汽车项目前期已圈地2.387平方公里；韶关征地3.3平方公里；长沙圈地4平方公里。据报道，比亚迪长沙二期已整体拆迁征收4138亩地，但完成三期的用地以及后续保障住房开发用地办理依然阻力重重，因为长沙基地东区土地目前不符合长沙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

  比亚迪之所以能如此攻城略地，当然是拜地方政府所赐。为吸引比亚迪，西安市政府不仅许诺零地价，还花费数亿元为比亚迪兴建各类基础设施。在长沙，当地政府为配合比亚迪项目，仅三平一通和征地拆迁就已从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贷款垫资超过20亿元。

  比亚迪能如此攻城略地，可以说是地方政府GDP崇拜综合征下的一个标本。地方政府凭借疯狂的招商引资热情，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参与者。对不少地方政府而言，招商引资成了头号任务，富士康宣布内迁之后，各地政府随即展开了争夺战，莫不使出浑身解数，设置了非常“科学”的奖惩机制。

  地方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行为主体，其背后则是一个个的政府官员。承认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冲动了。比亚迪等大型企业一旦入驻，不仅本身会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厂房设施，而且会引来大量上下游合作伙伴，形成一个产业链条。对地方官员而言，其收益包括：GDP快速增长，政绩卓著；地方税收收入激增，地方官员拥有了更多可支配资源。可见，招商引资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行为，地方官员乐此不疲就是情理之中了。

  而且，地方官员获得了招商引资的大量收益，却并不承担成本。为招商引资所做出的地价、税收等优惠，都是纳税人承担的。对当地居民而言，招商引资却没有多少好处。大型企业通常大量招聘全国各地大学生、农村或中小城市的劳动力，对本地就业机会贡献相当有限。此外，对大型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率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地居民还不得不承受环境污染、城市治安恶化等生活成本。

  招商引资带来的地方税收收入的增长，普通居民并没有分享的机会。更多的税收资源，往往被地方政府用于招商引资奖励、出国考察（实为旅游）、修建豪华办公楼、修建豪华别墅，或者修建公路等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过程往往成为一些地方官员寻租的土壤。

  在缺乏财政收支透明度和有效监督机制下，地方政府的花钱冲动是难以遏制的，招商引资的税收收入也难以满足其冲动。中国社科院“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课题组”发布的2010年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显示，地方平台贷款余额到今年末或将升至9万亿至10万亿元，到2011年末将达到11万亿元的惊人规模。其中隐含的不良资产风险，不能不令人担忧。

  我国地方政府并非独立的财务主体，也没有破产保护机制，也就是说，将来的债务如果不能偿还，则将由中央政府兜底。在美国，自1937年联邦破产法的政府重组破产保护程序实施以来，先后有600个地区政府使用过这个程序。1995年美国联邦政府破产案，政府停止运转所造成的损失高达8亿美元。1995年12月16日至1996年1月6日，美国联邦政府第二次停止运转。1994年12月6日，美国加州的橙郡(Orange county)因为投资失败，申请破产保护。再到2009年，施瓦辛格主政下的加州政府濒临破产，无奈之下，施瓦辛格颁布州长令，强制23.8万名政府雇员每月无薪休假两个工作日，以压缩巨额预算赤字。

  可见，在缺乏透明度和监督机制情况下，地方政府必然存在浪费公弩的自然倾向。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也就是说行为主体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虽然可恨，却是个体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其实，地方官员不过是公众的“代理人”，因此，地方政府的决策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但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除了财政收支公开、提高透明度之外，地方政府财政开支必须受到地方人大的有效制约。当然，终极的解决方案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促使地方官员的眼睛不只是“往上看”，还要“左右看”，接受地方人大的制约，更要“往下看”，对公众负责，让错位的角色回归正确轨道。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