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货币洪灾，各国需要收紧国内货币政策，抵消流动性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压力，但受益于资产泡沫的利益集团往往拥有强大实力操纵舆论和决策，夸大经济失速风险，从而扭曲国家宏观经济判断与决策。在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讨论的背后，就不乏这种利益扭曲；在下一阶段反通胀进程中，我们还会遇到类似干扰。

  梅新育

  国际货币体系核心霸权滥发货币的“货币洪灾”终于无可避免地冲进了中国经济的堤坝之内，10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高达4.4%，为25个月来最高纪录， 3%的通货膨胀红线失守。由于美国启动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相信未来我们这个全世界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还会面临更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人行高密度提高准备金率、国务院宣布反通胀系列政策，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重心正在从“保增长”转向“抑通胀”。

  而要成功抑制通胀，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无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反通胀是一项需要在国内外同时措手的系统工程；在国际上，我们需要尽力遏制国际货币体系霸权国家滥发货币的道德风险，以便从源头上削减、消除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相信从刚刚结束的G20首尔峰会、APEC横滨峰会到日后其他所有可能的国际场合，我方都会尽力狙击美国转嫁经济调整压力的行为。但我们也该明白，美国公开宣布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又占据着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的地位，任何经济政策，只要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中有此需要，他们就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将其付诸实施，其他国家目前尚缺乏制衡其道德风险的有效手段，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被动跟随。因此，我们这一轮反通胀的重点还是在国内，只有我们成功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外部经济冲击仍能脱颖而出，霸权国家转嫁危机的道德风险才能受到有效抑制。

  那么，反通胀国内政策的关键又是什么？利率、准备率、资本管制、市场调控等各个方面可供选择的反通胀工具，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积累的公共知识，问题是总有这样那样的局部利益羁绊，使得决策者难以作出最优决策，或者决而不行。成功的经济调控，必定是超越局部利益的成果。

  此时，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回顾建国初期陈云同志主持领导反通胀的历史。从1949年5月、8月、11月到1950年2月，历经四个回合较量，新生的人民政权打垮了民国时期壮大起来的投机资本进攻，掌握了市场主导权，遏制了物价猛涨势头，为恢复经济及最终消除通胀创造了条件，原来信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私营工商业开始洗心革面，倾注心力于实际生产经营而不是投机套利。通观陈云反通胀成功的关键，正在于超越了局部利益的羁绊。现在特别要说的是超越党政管理部门内部的局部利益羁绊。

  为了调控市场，平抑物价，陈云非常重视运用收购和抛售物资的市场手段，以及打破国内市场封锁苗头。他指出：“只要有东西，该抛的就抛。过去，大多数同志是物资拿到手就不愿抛，这是历年物价不稳所造成的。现在要注意，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抛有利。如果该抛的不抛，物价涨了，又要多发票子，从局部看可能有利，但对全局不利。要准备从稳定物价这个全局出发而抛售。” 为此，他强调实行内部贸易自由，打破当时常州不让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不准粮食运往杭州的做法。

  我们今天的反通胀，面临着同样的局部利益羁绊。首先是新生利益集团的羁绊。流动性泛滥造成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会加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居民生活压力，但高收入、高资产人士有能力调整资产配置，因此常常不仅能够摆脱通货膨胀冲击，而且能够从资产泡沫中牟利。正因为如此，尽管面对货币洪灾各国需要收紧国内货币政策，抵消流动性扩张造成的“基础货币扩张——带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压力，但受益于资产泡沫的利益集团往往拥有强大的实力操纵舆论和决策，夸大经济失速风险，从而扭曲了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判断与决策。在今年早期关于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讨论甚嚣尘上的背后，就不乏这种利益的扭曲；在下一阶段的反通胀进程中，我们还会遇到类似的干扰。

  今天，政府内部的局部利益同样也在抵消、削弱我们反通胀的效力。当前最大的通胀压力来自食品价格上涨，10月，食品价格涨幅高达10.1%，而非食品价格涨幅为1.6%；须知食品是对社会稳定潜在冲击最大的物价项目，要有效抑制食品价格上涨压力，归根结底需要保障生产，可是目前各大城市的“菜篮子”工程正面临着形形色色“开发”项目的蚕食。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副食品供应，从建国初年起，国家在各主要城市郊区设立了一批国营农场，成为这些城市的“菜篮子”；但在“开发”的热潮下，各路神仙都不约而同盯上了这些菜篮子，因为这些国营农场都是国有土地，倘若用于工业、房地产等项目开发，无需经过高成本向农民征地程序。在通胀压力不大时，此举对通胀压力的影响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正值通胀压力上升之际，此举的负面后果正在迅速彰显。政府的决策和执行环节能否超越中短期“政绩”的羁绊，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反通胀的成败。

  随着食品价格暴涨对普通居民生活影响日益突出，某些农产品产地政府可能会诉诸市场封锁手段，限制本地农产品销往外地市场，希望借此平抑本地市价。不少官员会认为此举是“为国为民”，上级政府对通货膨胀冲击民生的问题越发重视、某些舆论对通胀冲击的过度渲染……这一切又会加大他们实施市场封锁的冲动。但此举仅仅是在一段时间内有利于某个小地区的城镇居民，却有损全局；各地区纷纷以邻为壑，最终只能是集体受损。

  3%的通货膨胀红线业已失守，是否需要提高红线，众说纷纭。我们无须提高红线，尽管在强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下，政府完全有可能无法实现这个年度通货膨胀管理目标；但只要政府在决策和执行中能用实际行动证明已超越了局部利益羁绊，就必定能赢得绝大多数公众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认同。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