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均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中国则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过，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别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个重大区别：只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而基本没有减税，其他国家则是增加支出与为企业和居民大幅减税并举，这其实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本义。为增加总需求，增加支出十分必要，但减税则可为企业和居民减轻负担，与支出增加产生叠加，增加总需求的效果更为彰显。

  中国经济面对复杂的环境，不过，大家在一点上，已取得共识，即必须调整结构，实现经济转型，更多依靠内需。相应的，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劳动所有者的收入。最近的新一轮物价上涨，也明确发出了这样的信号。4万亿之后，没有了大笔的投资，经济增长依靠什么？减税势在必行。

  GDP是一国的总产出，也是总收入，它将在政府 、企业和居民间分割。今天，中国的GDP总量已然世界第二，具备了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因为中国的财政收入，远远超过GDP的增速，企业所得的部分基本未变，这导致居民收入增加十分缓慢。要增加居民收入，从结构上，就要减税。这几年零星的减税也不少见，但效果几近杯水车薪。因此，现在是到了转变观念，大幅度减税的时候了。与经济结构调整一样，减税就也要实行结构性调整，减少增值税是必要和可行的。

  中国现行财政收支结构，是1994年奠定的，那时，财政收入规模偏小，财政体制的意图是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实行实际上的重税政策（也考虑到当时的征管水平较低）。因此中国的税制结构，既包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商品税类，也包括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所得税类，而同时征收并都规定如此高水平税负的国家，实属少见。现在，16年过去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达到了18%至20%的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再保持这种结构惯性，过不了几年，这个比重将达到不恰当的高水平。

  脱胎于原来产品税的增值税，一直是中国第一大税，具有旱涝保收且全面征收的性质，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其纳税人。但由于机制设计的原因，增值税，名义上由企业缴纳，实际上，完全可转嫁给最终的消费者，具有抬高商品价格的作用。如能逐步减少并取消增值税，则相当于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对扩大内需，善莫大焉。

  根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2009年预算数据，去年全国财政收入58673亿，增值税19326亿，虽然还是第一，但与十年前动辄占一半相比，重要性已大不如。同时，企业所得税（11845亿）、营业税（81455亿）、消费税（4434）、个人所得税（3982亿）正成为重要收入来源。除了税收收入，财政收入还有其他来源，如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等。

  不要小看这些非税收入，以行政收费来说，2008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取消和停征了1207项省级审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170项收费标准，涉及金额约103亿元。2009年，取消和停征了100项全国性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金额约190亿元。问题是，还有许多收费没有取消，仍在征收，2009年为1976亿。土地出让金，仅仅是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的一部分，2009年，其收入高达15000亿，所谓土地财政是也。

  再以央企上交的利润为例，1994年现行财政体制刚实施时，央企确实困难，于是规定央企税后利润不上交中央财政。现在，央企日子十分红火，国企今年税后利润至少有20000亿。如果能大部分上交财政（也应该上交，这是国家的权力和国企的义务），足以抵消取消增值税的影响。

  讨论至此，不能不提到两项特殊收入，一是国企亏损补贴，它本来是支出，按照惯例列为收入，也就是负收入处理，每年有多少，因为不披露无从知晓，还有一项是出口退税，去年高达6708亿。如果将这两项从收入中剔除，将明显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国的税负还有不小的下降空间。

  中国财政的支出结构不尽合理，一直被研究者所批评。例如高额的行政管理费等的合理性，就需要仔细考虑，重新甄别，减少应是总趋势，这也为减税提供了条件。问题在于，预算报告并不披露这方面的准确信息，这是需要改进的。每年审计署都审查出财政预算的收支不合理问题，也说明预算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现在，燃气费、水费、电费、油价纷纷上调，各方还正在热议开征房产税，前几天又有消息说要开征环保税，这些也许都有必要，毕竟经济环境变了。但是，不能光涨不减，取消增值税，也是环境变换的必然要求，是涨价和开征新税的必要条件。

  取消增值税的意义，财政的结构性转型，正在于建立一种倒逼机制，为整个经济结构转型开辟道路。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