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温暖的阳光洒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水面，波光粼粼、美轮美奂。现任香港交易所独立非执行董事史美伦的私人办公室就在港畔的招商局大楼内，记者数次试图接近，而她，似乎不愿再谈任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那段往事。

  史美伦的强势监管作风，曾引发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争议，这或许是她始终缄默的原因。史美伦的背影渐行渐远，但她留给内地市场的“遗产”—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原则，仍然值得回味。

  ⊙记者 石贝贝 时娜 ○编辑 于勇

  性情温和的“铁娘子”

  2001年3月，初春的北京依然寒冷。史美伦来京赴任，没有带一位旧属，也没有人护送，没有专门的迎接，甚至没有走高级官员的特别通道，而是和大多数人一样，从普通通道边检过关。但香港证监会的同事送给她的一幅字“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后来随她来到了北京的办公室。

  史美伦属牛，与新中国同龄，在香港长大，中学毕业后即赴美留学。史美伦1991年进入香港证监会，于1998年升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她曾领导香港证监会与交易所共同推动打击黑庄等。据称，在较量中，一度有人威胁她的生命安全，她对此毫无畏惧、也因而获得“铁娘子”称谓。她的前任上司——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曾这样评价史美伦：“不偏不倚及公正公信的处事手法，是证监会职员的一个楷模”。

  她为中国内地证券市场所熟识则是在200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钦点，来自香港的中国证监会新任副主席史美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被委任为中央政府副部级官员的港澳台专业人士，目的是让“中国特色的股市”寻找出一条与国际接轨的道路。

  当时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主政期间，吸引了包括高西庆、李青原、祁斌等一批“海归派”到证监会任职，也聘请了梁定邦、史美伦等香港人士担任顾问。

  2000年，中科创业崩盘、亿安科技等恶性操纵市场案件频发，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和市场的诚信。

  史美伦在履职前也对外表示，在内地证券市场改革时期，有机会参与监管工作、参与内地金融市场发展，为国家服务，富有挑战性。

  作为新中国引进的首位副部级“外援”，在2001年至2004年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期间，她分管上市公司发行、监管以及投资者教育等工作。

  市场人士对于史美伦“铁娘子”的称谓并不陌生，然而，在媒体眼里：“史美伦性情温和，她说话的口气、样子，显示出她从来都是一个挺温和的人。大家称她‘铁娘子’，我觉得倒不是她本身多么强硬，而是她在那个位子上、按照她的监管理念来做她认为正确的事情。她的理念和当时内地市场不同，所以她做事、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很不一样。”

  掀起监管风暴

  尽管史美伦在获得任命后接受媒体专访时说，“在获得任命之前，并不知道2001年是监管年。”但是，的的确确地，她在内地证券市场掀起了一场“监管风暴”，而她上任的2001年也被称为“监管年”。

  在广东某高校的办公室里，曾经在三九集团负责财务工作的王先生时至今日依旧感慨万千。“当时我们赵新先总裁把三九集团的资产从500万元变成200多亿元，从几个人发展成2万多人，为部队解决了多少专业干部和复员兵的就业问题，为国家贡献了多少税收，证监会和深圳证监局不近人情，说办就给办了。”

  2001年8月，上市公司三九药业超过25亿元资金（占当时三九医药净资产的96%）被母公司三九集团及关联方挪用。2002年，三九医药董事会成员赵新先等人因三九医药没有披露部分重大的关联交易事项遭到证监会处罚。

  查处三九医药等上市公司违规案件正是史美伦分管领域之一。铁娘子的处事风格，无惧无畏。针对她总结出的中国证券市场“四大病”，即上市公司缺乏盈利能力和有效的公司治理、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责任意识淡薄、市场的操纵行为比较普遍、以及投资者的素质有待提高，史美伦上任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整治和建设。

  一组数据时常被人提及，史美伦上任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出台了40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涵盖了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审计机构、证券咨询业务等。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初步建立起来，规范化运作理念也开始为市场接触。

  然而，对于强监管问题，史美伦说，任何一个监管者不可能对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监管要靠整个机构，而不是靠某一个人。监管最重要的是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四个原则。

  毁誉参半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推进社会、政治或经济改革的急先锋，往往在赢得荣耀的同时，也会招来非议。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者，史美伦也概莫能外。

  在任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期间，她积极推动了独立董事制度、保荐人制度、发审委改革、以及建立退市机制等证券市场变革。与此同时，她按照国际惯例推行的监管和改革，也导致了内地证券市场的“消化不良”，她的任期也偶然与股指从2235点高位跌落至1259点的下挫曲线重合；在强监管的同时，上市公司高管颇有怨言、不少中小投资者的账户也在不断缩水。而她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毁誉参半、充满争议的核心，也主要在于她的强监管作风与当时中国国情是否适合。

  “她根本就不懂国情！” 提起史美伦，曾被查处的上市公司三九药业的某位高层仍气愤不已，“那时的中国股市多么年轻，还不过10岁！要允许他犯错误，也要给他改正的机会和时间！怎么能把成熟市场的监管体系照搬到内地呢，给老年人治病和给年轻人治病能用一个方子吗？”

  “那个时候，只要她出来讲话，第二天股市一定大跌，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股民，没有不恨她的。” 一个经历了那段历史的证券公司老总说。

  史美伦却说：“股市指数的上下波动，与监管者无关，也不应该有关系。监管者能够做到的就是，提供一个健全的监管架构和环境。”

  但史美伦后来也承认，听到这些批评后，大部分时间“觉得是委屈的”，“批评很宝贵，我很珍惜。但有一些批评、评论不够公允，我想做10件事不可能都错，做错的一定要改正，做得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多给我们鼓励的掌声。”

  一位曾在证监会任职的官员认为，她为这个市场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理论是，不管你的特色是什么，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原则是一定要有的，是最基础的。

  市场依然需要“史美伦”

  历经时间沉淀，市场终归会给予史美伦公平、公正、公信的评价，一如她所坚持的证券市场原则。

  一位证券从业时间16年的某证券公司高管告诉记者，史美伦当时所做的，主要是为中国股市提供一个安全合规和健康的市场环境，而任何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都需要这样的环境。“在当时中国证券市场出现了很多黑幕、虚假信息披露等，需要有强有力的人来实现由乱到治，但强硬的改革者往往自己当时的结局都不是很好，但历史会记住他们。”

  对于股指高位下挫的曲线与史美伦的任期偶然吻合，他认为，市场的调整也很难说是因为强监管所致，还是因为市场泡沫破灭所致。

  一位监管部门人士称，“她为这个市场作出的贡献，很难用具体指标来衡量和判断。她的政绩更不能与指数相挂钩。”

  一位经历过“监管风暴”的北京私募界人士也坦言，现在回过头来看，史美伦当时的很多做法与举措，不仅必要，而且还为证券市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没有那时的铺底，今天的市场基础可能会更加薄弱。

  史美伦也曾为自己辩解，“不论新兴市场还是成熟市场，所有股民应受到的最基本的保护是一样的。有人说我不懂中国国情，把这些都引入进入，我也不想因此与他们辩论，他们的出发点是引进了外面的概念就是对中国不好，但是事实是引进外面的价值观念或经验不等于对内地不利。”

  “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史美伦’，而且与过去相比，当前可能显得更加迫切，比如在有效打击内幕交易方面、在如何建立有力的监管体系方面等等。应该继续考虑引进史美伦这样的监管权威人士，更好地发挥他们的顾问作用，缩小内地资本市场与成熟资本市场的距离。”上述私募人士认为。

  面对众多市场评价，史美伦曾对媒体表示，希望大家记住的，是她所坚持的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的证券市场原则，“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

  2004年9月13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免去史美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职务的消息。

  短短的消息没有对免职原因做任何的说明。面对种种猜测，史美伦的回答是“我该做的都做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需要回家去了。”此时，距她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已过去三年半时间。在她卸任后的第二天，内地股市上涨40点。

  在她离去之时，有网民这样评价：“我们需要温暖的现在，她却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