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业的主权管理，不能成为被忽视的双边金融关系管理领域。为充分体现中国的战略利益，需要尽快明确以央行为信用评级市场的主管部门，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准绳，整顿被美国评级机构控制的信用评级市场，限定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最高比例。同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国遵循“对等开放”原则对华开放信用评级市场。
曹军新
由最初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ED）、再到当今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机制，在过去30年中美金融关系在相互依赖日益深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遏制与反遏制、冲突与合作。
在过去中美金融关系共同管理中，美国利用SED和S&ED等高层对话机制，设定议题和筹码，诱导中国承担与自身实力不相称的“国际责任”。一方面，对话机制的定位受美政治势力干扰多，双边金融合作也存在较多分歧，不对等倾向严重，中国在双边对话处于被动反应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信用评级对国家战略的影响作用缺乏足够了解，致使国内信用评级业得不到良好扶持发展，同时一些政府管理部门盲目迷信外国技术，在信用评级市场开放上，一直无明确政策法规限制外国机构进入中国评级市场，实际上形成了对美国全面开放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局面。信用评级业的主权管理，成为中国被忽视的双边金融关系管理领域。
在过去十多年里，掌控了全球95%市场份额的美国三大评级巨头，把垄断触角也伸向了中国。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股权并接管了经营权。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标准普尔也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这样，目前中国四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除大公始终坚持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外，其余已经或正在被美国控制，市场份额合计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美国评级机构通过对资本市场的控制，有意压低中国的信用级别，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增大了海外融资成本。
产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信用评级业，一直没有制度性的准入门槛。从1975年始，美国证交会（SEC）对信用评级机构实行“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制度，以规范评级结论的使用和满足监管需要。此后，信用评级被广泛用于证券、银行、保险、养老金和房地产等领域的监管。在这种以特许权制度形成国外进入者“高门槛”的制度下，美国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只有穆迪、标普、惠誉三巨头，形成事实上美国政府支持的寡头垄断。
与中国实际全面开放信用评级市场的情形相反，美国信用评级市场开放度严重不足。危机暴发之后，美国又收紧了对外国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的审查。当前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获得资质，其中包括7家美国本土公司、两家日本公司、一家加拿大公司；而后三家外国机构进入美国后从未开展业务。最近，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依法进入美国评级市场受阻，美国证交会在给予两次“延期批准”之后，将大公国际的申请列入拒绝程序。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其他发达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效仿美国，因而从需求层面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特许权制度的地位，固化了信用评级业的准入障碍，从根本上破坏了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际金融秩序。
由“三大”评级巨头参与美国主导的“金融战争”，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起。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初期，泰国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夜间被标准普尔下调评级，泰铢汇率应声下跌，随后东南亚金融危机进入深化阶段。当年，美国美林公司乘机接管了日本第一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就是利用穆迪宣布对山一证券降级，直接导致这家“百年老店”在股价狂跌中倒闭，美林以极小的代价成功进入日本证券市场。
这同今天的希腊、爱尔兰主权债务引发的欧元危机，几乎是同一种模式。标准普尔率先向希腊“发难”，将希腊信用展望级别降至负面。随后，惠誉、穆迪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希腊债务危机终于暴发。其他欧洲国家也迅速成为三大巨头下调评级的目标。三大评级巨头先后将葡萄牙、西班牙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欧元因此被打落至4年来的最低点。由此，希腊债务危机开始向欧洲债务危机发展。欧元区危机四伏，资本迅速地从欧洲流出，转向了美元。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金融关系管理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在信用评级市场上，亟需双边金融关系战略管理。在全面系统反思过去中国双边金融关系管理得失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要着重加强中国国际金融战略利益的规划研究。不管中美高层对话还是G20峰会，有许多国际谈判或双边会谈，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战略利益诉求非常明确而具体，就是要求中国在哪些方面合作。为充分体现中国的战略利益，我们就得系统地全面研究中国对外金融战略利益的规划。比如我们究竟想争取哪些利益，想要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做哪些事，在国际会议上讨论和解决哪些事等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国遵循“对等开放”原则对华开放其信用评级市场。
此外，把握当代的主要矛盾，采取多管手段去制衡金融关系。当代的主要矛盾是欧元诞生以来美欧围绕虚拟经济利益的货币霸权争夺，并呈现“欧元攻美元守”的态势。因此，美国除了信用评级手段外，还动用军事行动等其他多种手段制衡欧元。中国可以动用资源和手段，加强对美的制衡政策研究，可以具体研究与欧元区、东亚、欧佩克国家和金砖国家“联横”政策借重的路径和效果。比如，建立国际公正的信用评级体系。
更具体的，当然是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发展进程，从速把信用评级市场管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抓紧《征信法》、《信用评级法》的立法，尽快明确以央行为信用评级市场的主管部门，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准绳，整顿被美国评级机构控制的信用评级市场，限定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最高比例。同时，进一步加强与香港、澳门和台湾三地的交流合作，自主研发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增强国际话语权。
（作者系公共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