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在全球金融高度深化的阶段，极度亢奋的媒体饥渴地捕捉着各种关于货币的题材，例如本次G20前夕世行行长佐利克提出的一些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并希望增加黄金的价值基准作用的言论，被炒作成为“回归金本位”制度，显然带有媒体夸大其词的色彩。

  本质上看，目前的世界货币乱局，与中国古代战国晚期颇有类似之处，如美元仍处于霸主地位，其他货币既有挂钩美元从而实现“合纵”的，也有倡导对抗美元而试图走向“连横”的。然而不尽相同的地方，却是古代战国的大势，是秦国一统天下，如今的货币格局走势，却是美元的逐渐弱化。

  归根结底，这种货币战国状态，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现有的国际货币格局已经与国际经济格局日益不匹配。主要表现在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经济模式中的深层次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其经济活力、规模和影响力都陷入了衰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的地位不断提升。我们知道，一种国际货币的背后，最重要的仍是一国经济实力的支撑。正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反映出各国综合实力的变化，因此产生了内在的货币格局的调整压力。

  其次，缺乏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领导者。在二战以来的六十多年里，美国事实上担当了重大国际改革的领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除了利己的考虑之外，也不否认上世纪早期的政治家们还有一些国际主义的理想。而在新世纪的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各国都转向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策略。美国已放弃了布雷顿森林时代自己所担负的国际金融责任，不再试图成为国际金融秩序的维护者，而成为引发货币战争的始作俑者。虽然奥巴马总统在首尔G20峰会上闪烁其词地解释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为了美国经济的需要，但已经直白地表示其他国家受到影响与美国无关。因为即便发行的美元有70%流向全球，美联储这“半个世界央行”却不必受到其他美元贬值受害者的政治约束。

  再次，没有形成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群众运动”，换句话说，多数国家还是想作为改革的“搭便车”者。佐利克希望把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及加速走向国际化的人民币纳入未来全球货币俱乐部的框架内，这一方面体现出其对国际货币体系弊端的洞察，另一方面也有几分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即：虽然美国人仍在声称美元地位不可动摇，但也希望多几种货币，来分担美元的责任。反过来，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批评，更多是集中在对弱势美元的不满，而分担国际货币责任的动力并不足。就发达经济体来看，日元在资本项下的输出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日元国际化事实上已经失败；因为缺乏统一的政权支持，被寄予厚望的欧元也难以“更上一层楼”；经济潜力有限的英国经济也无法支撑英镑地位的恢复；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则还面临金融市场不发达、资本项目未开放等一系列障碍。可见，没有更多主权货币走向国际化，而由一种超主权“人造货币”来替代美元，这只能是“镜花水月”的幻想。

  还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存在“路径依赖性”。历史上，无论是美元代替英镑，还是美元主导下的制度转换，都具有两方面的改革动因。一则，是受到某种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导致原有格局难以持续，二则，是有各方可以接受的新货币机制。这两个因素今天显然都不具备，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动摇国际金融格局。论影响，距离上世纪20年代的大危机还相差很远，甚至还不无夸大其词，同时，在各国杂乱无章的讨论中，透露着对国际货币体系前景的无奈与相互指责，仿佛面对的只是一个悲剧的将来。因此，无论对于各个国家，还是各类市场主体来说，实际上都不得不继续在原有轨道上继续前进，而美元的便利性和部分不可替代性，也使得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只能“修修补补”。

  最后，国际货币体系中还存在大量机会主义者。正如在工业革命时期，跨国公司成为国际游戏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在21世纪的信息与金融时代，投机偏好的大型金融组织，也成为影响国际金融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对于许多大型投行、对冲基金等主体来说，一个混乱的货币体系，可以带来更多的投机机会，当然比稳定的体系要更好。人们在指望金融创新来应对风险时，却忘了对于真正的金融家来说，“风险才是最大的财富”。

  上述种种因素，自然使世人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前景有些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结束货币战国的乱象。

  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多强调货币共赢与合作，而非货币战争、货币对抗之类的“共输”之举，而且要认识到，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还没有到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机，只是需要修补和完善美元主导的格局。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以及建立可操作的实施机制，来保障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来担负其特定的货币责任，美国自然应在货币政策制定中充分考虑全球因素，而其他发达国家则应推动金融改革与本币国际化，主动分担更多国际货币责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