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既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又是开启战略转型迎来下一个增长周期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既要保持适度增长，又要在推进整体改革中避免出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制约，以及理性经济政策执行过程经常出现的偏离，更需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与关键领域的改革突破，切实纠正长期以来对投资、出口与货币投放的偏好，释放经济新能量。

  章玉贵

  一晃，2010年只剩下最后一月了。回顾过去11个月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尽管有诸多值得检讨之处，但在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美欧经济起伏不定，主要大国不时祭起以邻为壑经济政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保持相对稳定实属不易。尽管10月以来超出预期的物价上涨幅度令人再度担忧通胀脚步的来临，以至于有经济学家警告中国已进入通胀时代。但以今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水准，目前的通胀势头当不至于失控。

  曾令新兴经济体国家头痛不已的通胀，毫无疑问将是明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关注焦点。既显示新兴经济体在追求较快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货币的旺盛需求，某种程度上也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在中国的表达。不过，从造成本轮物价上涨的成因来观察，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引致对大宗商品的天量需求以及由于相关领域改革滞后导致资产投机活动的兴盛。因此，在明年的经济政策选择中，决策层不应以简单的货币政策收缩来应对通胀势头。当前亟须破解的是，如何在推进整体改革中避免出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制约，以及理性经济政策执行过程经常出现的偏离。

  笔者多次说过，像中国这样处在高速发展中的巨型经济体，如果没有建立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仅仅借助“见招拆招”式的调控，至多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谁都知道，今日中国经济领域的诸多严峻问题，是长期积累矛盾的总表达。如果说，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以“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还有相当的工具价值，发挥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亦是快速提升中国竞争优势的优化选择；相应的，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当中国经济规模已跃上5万亿美元的台阶，并初步具备了经济转型所需要的相关物质条件之后，过去这种低效的发展模式已到了非转变不可的程度了。尽人皆知，依靠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以牺牲经济转型为代价的。尽管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实现经济战略转型视作头等大事，但笔者依然担心，如果既有政绩考核体系不发生根本转变，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将很难避免。加上影响力愈来愈大的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容易造成各级各地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极有可能为了短期的社会稳定而牺牲经济转型的大局。

  从增长的阶段性意义来看，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尤其当中国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肯定会像发达国家那样经历增速下降。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经济能顺利转型，切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年均7%经济增速的福利效应，一点也不会比低效率的9%的福利效应差。有鉴于此，中国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与资本积累，更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理应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

  另一方面，要避免日本式衰退在中国上演，除了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提振内需等方面须有真正突破之外，还必须下大力气治理内部经济失衡。笔者的一个担心是，假如这轮通胀势头演化成为经济领域里的突出矛盾，假如通胀治理的相关政策失效，则政府为了遏制通胀势头有可能对经济强行降温。届时，通胀之“虎”尽管顺服了，但经济的迅速冷却有可能使政府再度对经济进行热启动。若如此，依靠超预期的信贷刺激又将成为政府的优先策略选择。而如果没有均衡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超预期的信贷刺激规模带来量的扩张，不仅难以避免投资效率低下，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更有可能引致资产泡沫的破灭，使经济跌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决策层还需正视的其他约束条件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长期以来难有实质性改观。而由于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从而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因此，作为关键领域改革的突破口，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必须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明年，既是“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又是中国经济开启战略转型迎来下一个增长周期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既要保持适度增长，又要精准拿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更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与关键领域的改革突破，切实纠正长期以来对投资、出口与货币投放的偏好，以释放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能量。

  尽管从政策执行的周期来看，中国经济要实现全面战略转型，即：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转变，仅仅用“十二五”这个周期是难以完成的，或许需要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但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加强统筹协调，避免发改委、央行、银监会、财政部等部委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合成谬误”，却是提高政策执行效率的当然之举。需要配套的政策还有，督促地方政府切实执行经济转型方案，解除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真正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着力改善民生福祉的角度谋求“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发展大计。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