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宏观政策在危机中显示出强大控制力，但宏观调控的一些制度性基础建设尚未取得根本性进展。地方财政的透明度和融资行为的规范化需要重构，这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一。与此同时，在多种生产要素价格形成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利率市场化方面需要有所跟进，促使货币信贷环境随已正常化的经济环境加快回归常态。
傅 勇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防通胀、稳增长”已成各方共识，与之相对应，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或成明年政策基调。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很可能不变，但通胀目标率或将被务实地上调到4％。笔者以为，相比之下，经济增长的目标容易达到，但通胀率能否控制在4％以内，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至少，这意味着，政策面在保增长、防通胀和结构调整之间的配置权重需要在今年的基础上有所调整。
在过去一年里，笔者跟踪研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并在第一时间和读者交流部分个人观点，特别是探讨了每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风险。
年初，笔者的估计是，既有的经济数据已确认国民经济活动快速回到正常水平，经济温度相对发达经济体明显扩大，并认为美联储在中期内加息的概率微小，建议国内政策不能坐等美国经济的调整，国内外不同的经济周期要求中国刺激性的政策应提前加快退出。
中国宏观经济尤其是房地产部门在今年一季度出现了明显过热迹象，鉴于中美政策的脱钩明显滞后于经济基本面的脱钩，笔者提出，2010年的物价上涨将不会在年中出现市场所预期的放缓，政策退出面临赶不上通胀形势发展的风险。
4月，政策当局出台了严厉的房地产信贷政策，中央财政刺激的力度也有所收紧，经济过热迹象几近消失。当时笔者判断，从5月开始经济进入微型滞涨格局，并强调经济增长的下滑只是边际意义上，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不存在二次探底的风险，相比之下，物价上涨是更值得关注的经济风险。
在美联储推出第二轮数量宽松政策前后，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政策面非但不应该跟进国外同行的放松政策，反而需更加有力收紧的必要，并进而推论，过去经济周期显示，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来自通胀加速，当前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还有较大的空间。
那么，2011年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国内的政策会如何调整？潜在的政策风险点是什么？笔者在这里尝试给出一些个人的预判。
明年的外部经济环境有望有所改善。当然，美国经济不会出现有力反弹，但好消息要多于今年，温和复苏的迹象估计会增多，失业率会缓慢下降，通货紧缩的风险降低。欧洲经济则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欧元更多是政治需要压倒经济需要的结果，欧洲各国财政和经济状况的趋异还将拖累该区域经济复苏进程。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强劲增长，政策面继续领先发达经济体收紧。
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能由2010年的10％左右下降到一位数，约9％左右。这仍是相当理想的水平。在人口结构、资源环境以及外部环境的约束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有所下降，相应的目标增长率自然也应有所下调。中国的消费将迎来一个长时期的较快增长，投资增速则相应有所回落，明年的净出口增速预计也趋缓。总体来看，消费的增加不足以弥补投资和净出口的下降幅度，但在结构上，国民经济会更加平衡地增长。
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明年的通胀率可能在今年基础上进一步走高。由于今年物价前低后高，对明年上半年CPI的翘尾因素影响较大，加之物价上涨的惯性因素，明年上半年物价上行的压力将比较大。笔者预计，明年通胀的外部环境也会有所恶化。今年下半年，综合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已超过了危机前的高位，金价也创下历史新高，随着量化宽松政策的继续实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还会增加。另外，美国的通胀率将会在今年的基础上有所抬升，预计通货紧缩的风险得以解除，实体经济也会更有起色，这也会增加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2011年的通胀率有可能在4%至5％之间。回首中国经济发展史，这应该是一个温和的通胀期。
在政策面上，当前货币政策收紧、财政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格局明年还将保持。在物价于今年7月开始加速上涨后，政策面快速形成合力，出台了产业、货币金融、财政、行政等一揽子抑制措施。由于物价上涨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些政策会继续执行，以保持对物价的高压态势。与此同时，房地产领域的严厉调控政策也将会在明年继续。近几十年来的危机史一再证明，资产价格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是危机爆发的主要策源地。
货币政策尤其受到市场关注。从很多方面看，货币政策加快回归稳健的条件已经成熟。随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回落和经济货币化空间的缩减，货币供应增速也应相应调低。这首先要求，货币信贷环境应跟随已正常化的经济环境而加快回归常态，并在常态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
从经济周期来看，危机中货币信贷的迅猛增长构成了对中国经济周期的一次重大冲击。这个冲击的某些方面，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得以消化，包括通货膨胀的上升压力和地方公共债务的显性化等等，而这两方面又是相关联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市场膨胀依然是明年最大的风险点。
中国的宏观政策在危机中显示出强大控制力，但宏观调控的一些制度性基础建设尚未取得根本性进展。财政体制方面，地方财政的透明度和融资行为的规范化需要重构。这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一。与此同时，在多种生产要素价格形成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利率市场化方面需要有所跟进，资本成本的低估，使得信贷投资的冲动难以抑制，且容易形成偏国有部门的所有制结构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的倾向。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宏观经济金融观察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