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版)在谈到发展资本市场对经济社会，特别是对转轨期经济社会的意义，朱利认为，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平台，它既是两种体制的相互较量、且逐渐表现出市场体制占据上风的擂台，也是两种体制实现磨合、协调、平稳接替的平台。例如，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说，我国和前苏联有相似的所有制基础。在我国的体制改革实践中，我们建立了资本市场，发展了这个市场，善用了这个市场，从而实现了改革平稳推进、全民总体受益的重大成就；而前苏联却是通过巨变式的休克疗法推进改革。

  两种改革方式和路径造成了不同结果，这是能看清的事情。

  一段不能忘记的坐标

  必须放大一段坐标才能看清历史。我们在此不惜笔墨。

  在30年里的20年中，我们的市场建设，一直是在政府主导下“模拟”市场，用尚福林主席的话是“新兴加转轨”。

  在持续了近三年的低迷之后，中国股市选择了“5·19”。1998年5月19日，沪深股市当日上涨51点和129点后，直到2001年6月14日2245点掉头向下。大熊出笼，投资者挣扎在难熬的四年里。

  5·19行情是概念化的，本身留下的思考很多。当时风靡全球的互联网概念催生了股市的触网时代。“壳资源”、“概念”、“题材”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旋律。5·19行情还创造了一项可怕的世界纪录，市场年换手率超过400%，离谱得有点像后来认沽权证的换手率炒作。

  “繁荣灿烂”之极便会归于平淡，股市亦是人性的舞台。

  纳斯达克暴跌牵动全球，环球同此凉热。中国的创业板建设也从一片呼声中降温。纳指从5100多点“腰斩”，跌去一半。长期徘徊在2000多点。

  围绕这波行情，中国股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集中上演了泡沫、造假和丑闻，新兴市场的盲目无序和投机性本质弥散在市场各处。中小投资者体味到的则是市场的残酷和悲凉。

  庄家吕梁登场了。

  当时的股民都记得，文学青年吕梁用K先生的笔名写股评。1998年秋季，一个叫朱焕良的朱大户，已经控制“0048康达尔”流通盘的90%。在投机弥漫的上空，股评家和控盘手天然地在这波行情里联手了。庄家吕梁操纵了当年的大牛股，养鸡的康达尔改名中科创业。这是当年涨幅最大的股票之一，超过110%。

  还有一个庄家就是德隆。靠低价收购法人股，控制上市公司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德隆三驾马车”。在发布一系列让市场眼花缭乱的公告后，三只股票在行情发动一年多里暴涨，其中合金股份复权股价涨幅高达1500%。维持股价需要大量资金最终也让德隆套上了枷锁。

  这几年里中国市场还有一次有关“规范和发展”关系的大讨论，参与者是市场各方。人们不应该忘记一个老人和两个女子。

  一位女子是主持《财经》杂志的胡舒立。2000年10月《基金黑幕》一文让鲜亮的基金一下子成为对倒、倒仓、私下内幕交易、老鼠仓的代名词。另一个女子就是刘姝威，中央财大的一名普通老师。她的一篇600字文章戳穿了一个谎言，把蓝田股份的虚假会计报表揭露出来。

  11月，年逾古稀的吴敬琏因在接受央视采访中的股市“赌场”一说被指称为“一言毁市”。

  吴敬琏是最先倡导市场化改革的人，时人称之为“吴市场”。如果说股市是市场化改革最直接的实践载体，那么被吴敬琏说成了“赌场”，这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讽刺味道。这也充分说明当时的市场表象离本质太远、太“山寨”和离谱了。

  如此疾言厉色为何呢？

  在对中国股民内心深处的情感揭示中，那些隐藏在话语中的情采与辛酸表达着这样的民间情绪：中国股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我救赎。

  在人性的舞台上，在众多的挫折之中，中国股民困惑、迷茫，有反省、有思辩、有渴盼、有向往。有对以往刀光剑影的伤疤之后的悲悯，也有对喜悦幸福的期待。

  那一条一条庄家画出的K线图，有时是一条优美的曲线，有时又像是一条要命的铁索。然而托起市场夯基的却是股民。他们卑微地生长，伟大地存在。

  除去对百姓民生的忧思仗义执言之外，这“一老两女”还是学术的“卫道士”。三人的共同点是性情率真，视学术信仰和社会公德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就三人各自搅动的事件本身来看，其偶然性背后表现出一种文化现象的必然。

  “赌场说”、“基金黑幕”、“蓝田事件”还有一个一致性，就是三位都受到了来自社会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冲击，吴敬琏更多来自学界、胡舒立来自基金层面，而刘姝威则被造假者告上法庭。据说，家里时常进来一些不同身份的人，要求道歉消除影响云云。当时的刘姝威十分无助。

  媒体的正义感令人欣慰。

  吴和刘分别被央视评为2001/2002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胡舒立入选《美国商业周刊》评出的50位“亚洲之星”，该刊评语：“这是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在获奖感言中，面对主持人有关“良心”的询问，吴老答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需要人间互信，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的。”

  刘姝威感言只说了一句话：“集体失语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庄家的结局也有些相似。

  吕梁在2001年初的第三天被警方抓获于家中。德隆轰然崩塌，唐万新后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刑。不同的是，唐万新至今还在国内，吕梁则在监视居住中神秘失踪。

  当事人人间蒸发了，“0048”的故事里的太多谜团留给股市的思考还在，而里面的纷纷扰扰也许永远尘封起来。值得赘叙一笔的是，中科创业经过折腾，最后还是裉下了科技股的外衣，名字重新改回康达尔。只不过名字前面现在被冠以“ST”，被“特别处理”着。

  制度之殇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曾对阶段性的市场作出了精辟判断：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一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的特殊问题越来越暴露出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证券市场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而这场大讨论的核心是怎样看待证券市场规范和发展的关系，怎样看待证券市场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怎样看待证券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是要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推倒重来。

  这一阶段困扰市场的还有券商的综合治理。

  让我们把眼光再次投向中国的南方。我们不得不提到这样一个人物，他就是阚治东，南方证券“末日”总裁。曾经在中国证券业叱咤风云的南方证券由于积重难返，于2005年4月底被宣布关闭。

  在之前的一两天上证指数创出了6年以来的新低1135.7点。

  南方证券是继大连证券、新华证券、佳木斯证券等被宣布关闭的又一家证券公司。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挪用保证金成为证券公司的突出问题，在行情持续低迷后，引发了行业性风险。一些证券公司处于不同程度的高危状态。

  那么这家曾经的行业翘楚，在投行、研究和经纪业务方面有着全国影响的大券商为何轰然倒塌呢？南方之殇谁是凶手呢？体制？经营者？市场？决策者？

  南方证券的倒台，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体制的悲哀。在采访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公司患上了“大企业病”。对此，有人一口气说出了典型意义的“南方”：把企业当官场，没有资本准备，不务正业不思主业，多元化经营。市场经济少约束，暴露出国有企业弊端。

  证券行业是一个特许经营权行业。由于制度缺陷，只有行政许可审批发牌。对证券公司有许可不监管，有监管没要求。年报的审计没有法定要求。

  在回顾和研探这段历史时，南方之殇让我们不敢有任何轻薄的态度，不能以当下的浅见去妄断当时的情景。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阚治东和贺云去，南方会怎样？

  “也会倒。”答曰。

  在一些公开信源中，总经理阚治东和董事长贺云“将相失和”，后来公司一味因占用资金维持自营盘的高股价，继续加剧了公司经营本身的危机。

  新一轮行情迟迟没有来。“东风不与周郎便”，也只好“铜雀春深锁二乔”了。

  公司的前任董事长沈沛属于证券市场上“蒸发的人”之一，有人说他在美国。那么此时，他在想些什么呢？

  几年后，券商综治顺利结束，新的制度约束和防火墙成了行业的保障，挪用保证金再也没有可能。如枯木再荣，中国证券业走上了再生之途。

  制度缺陷影响的还有上市公司。那是一个“跑马圈地”时代。

  2001年之前的三四年时间里，三九集团出手并购了近150家地方企业。旗下包括医药、汽车、食品、酒店业、酿酒、农业、房地产等等七、八个行业，甚至有超大型夜总会。而此时同城的王石则坚定自己走专业化的道路。

  在前几天的采访中记者问：“市场多大程度上改造了万科”？王石答：“资本的约束力。这让我们始终信守自己是公众公司的底线”。

  不同的是，2000年三九医药上市，对赵新先来说确实还是为国企解困服务。上市之前的一两年时间里，三九集团的负债率已经从扩张之初的不到20%猛增到超过80%。这样看，三九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也就是必然的了。

  赵新先和王石都当过兵，都有些冲劲，只不过前者造大船闪失了，而王石则真的做大了，到上个月底万科销售额破1000亿，成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1998年1月全国两会之前，朱镕基总理在深圳调研，向王石等几位企业负责人了解对房地产走势的看法。王石是最早嗅到房地产市场即将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公司领导之一。从那时起王石就专盖房子。

  把股市看成是解决国企困难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向最有效的企业配置优质的资源，是历史的误会。靠解困政策拿到指标的国企，把融到的资金用光了，亏损了，壳资源也稀缺了。

  “壳资源”是个怪胎，不退市，当然有“壳”来寻租。

  深圳证监局长张云东对于这一现象，有着由表及里的分析：资源整合型的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的个中要义，是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主流渠道。但遗憾的是市场并购重组的主旋律却是绩差公司的并购重组。绩差公司的并购重组姑且不论其大多数都是报表式、借壳炒作式重组，即使属于优良资产置换式的重组也得不偿失，弊大于利！虽然被重组公司的大小股东利益得到保障，但却颠倒了局部与整体、当今与长远的利益关系，对资本市场危害极大。

  这种危害有三：一是破坏了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大量挤占了宝贵的市场资源；二是严重毒害了市场文化，使价值投资理念和投资者教育努力付诸东流；三是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引发大量财务造假、关联交易、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违法行为。

  种种乱象，皆与市场制度有关。因此，在提升证券市场治理水平、完善市场功能时，要切忌治标不治本。一定要标本兼治，从制度入手解决问题。当务之急就是统一市场入口标准，对资产置换式重组审核条件与IPO实行统一标准；实施坚决的退市制度，让证券市场吐故纳新，优化资源。

  穿过迷雾的响箭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股权分置成为横亘在中国证券市场面前的一座大山。

  在刘鸿儒的著述中，可见这样的话语：中国社会有特殊性，金融、市场都存在双重问题：一是所有市场都存在的共性问题——证券市场的信息虚假、炒作，这个问题国外有经验，我们也有办法；难就难在中国自身的问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一方面表现出的国有制、国有企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政府管经济的问题。政府的双重角色很难办，一是管理者，二是所有者，政府是最大的股东。

  2005年，对于解决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向朱利提出了一个问题：“日均交易额达到多少，才能支撑证券业的生存？”朱利的回答是“800亿元”。

  “2003年到2004年，市场没有交易量，银河当时一天的成本在400万元，但收入只有100万元，在这样的局面下，证券公司是无法生存的。所以说，券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充满活力的市场；市场缺乏活力的核心原因，在于股权分置。”

  在尚福林任内，破釜沉舟，股权分置改革艰难启动，圆满结束。其意义论及颇丰不在此多叙。

  股改解决的是历史问题，不是根本问题。即使股改完成以后，其他问题诸如公司治理以及透明度等问题依然存在。不过，单就制度本身，现在中国股市最大的不稳定性已经解除。市场本身也度过了最近10年来的最危险期，有了相当的“免疫力”。

  如今，“赌场”再也不能和中国证券市场划上等号，市场也没有“推倒重来”。当年的股市大论战本身没有太多意义，但是市场各方观点对于证券市场作用的认识，潜藏着对其发展的方向的深切关注，由此所激发的证券市场发展路径和方法论的思想火花，一直影响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发展。

  从国家意志到国家能力

  如果开设股市体现的是“国家意志”，那么现在的市场则体现的是“国家能力”。这是市场和经济联姻之后的水乳交融，股市的组织力体现在无形的手把社会财力组织成国家能力。自从有了股市就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的效率。

  在日前召开的深圳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尚福林主席在提到创业板与新兴战略产业的关系时这样表述：在准确把握创业板功能定位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市场运行的经验，逐步完善创业板制度规则，扩大规模，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尽早成为先导产业、支柱产业。

  “创新”在百度上近40万次的浏览中，被编辑更新了78次。

  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起源于拉丁语，它原意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

  “从资本市场基本功能出发，辨证认识资本市场这把双刃剑，反思我们的交易制度和上市制度。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价值取向、政策导向、制度设计、产品推出都不能偏离我们建立资本市场的初衷。”

  股权分置改革意义重大，因为它解决了资源流动问题。但并未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在资源可以自由流动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资源的流向问题。只有解决了资源流向问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才能发挥，资源配置才能优化。

  对此，张云东分析说，在交易制度设计、产品提供方面，我们应该一切从配置资源出发，不偏离主题，兼顾功能、效率、风险考量，不迷信西方，不赶潮流，不单纯追求流动性，不推出对资源配置无关的纯流动性产品。在衍生产品的发展上，要牢牢把握其风险管理、对冲风险的基本功能，限制赌局式的衍生工具出笼。避免为职业投机者、金融大鳄做嫁衣裳且自我作乱，自毁长城。

  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还市场的本源，每一个创新都在于让市场回归到他的本质属性。中国特别需要的是培育一种宽容、怀疑、理性的批判精神。一种成熟的市场模式或制度一定是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

  历史学家唐德刚著名的“历史三峡说”认为，历史是在“定型——转型——定型”中变迁的。如同中国还没有走出“历史的三峡”一样，中国证券市场也正穿行在“20年的历史三峡中”。

  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后的三十年十分关键，中国证券市场亦然。历史大势，浩浩汤汤。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