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一国居民的通胀预期，对于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和该国实际发生的通胀，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一旦居民形成了高通胀预期，再用政策逆转这种预期就会非常困难。顽固居于高位的通胀预期，对货币政策的效果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反之，如果能对居民的通胀预期施加有针对性的政策诱导，则能收事半功倍之效。随着最近几个月来CPI指数的不断攀升，通胀压力已逐步显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决策层采用果断手段稳定居民的通胀预期，对我国后续宏观价格水平的长期平稳便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了。

  央行历史上超发的货币加上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流动性，已经成了我国货币流通领域的“堰塞湖”。更为严重的是，在政府着力化解这个通胀因素的时候，恰好又面临着较之以往更为恶劣的国际经济形势。几乎可以肯定，只要能拉动自身的经济，实现自身经济复苏，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无限度地制造流动性，去吹大一个不断膨胀的泡沫，却全然不顾这个泡沫破裂之后，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Our Currency, Your Problem）,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人把这句话冷冷地甩给了欧洲人。时至今日，历史重演，只不过这次的听众，除了欧洲人之外，要加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了。时已过，境却未迁，尽管在G20首尔峰会上各国纷纷对美国的行径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愤慨和谴责，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形势，更谈不上有效制衡美国的行为。同时，根据央行的调查，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居民对通胀的忍耐程度呈现趋势性的下降过程。与居民对通胀容忍程度不断降低相伴随的，则是更容易形成的通胀预期和由其带来的扭曲的经济行为。简言之，中国正面临着内生性通胀和输入性通胀的双重压力，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等到居民对于通胀的预期如瘟疫一样在市场上蔓延，我国的经济必将陷入失控的境界，这是正处于经济转型关口的中国经济所不能承受之重。

  意识到了政策的必要性之后，就面临政策工具的具体选择性了。现在已经明确，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并且还将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换言之，货币管理迈出了走向常态化的一大步。笔者还想补充的是，相对于欧盟和美国，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在于，仅仅使用货币政策和行政手段，无法有效遏制通胀，还需要财政政策在遏制通胀中发挥奇兵的作用。

  首先，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经济目前的情况下能发挥的作用已较为有限。高达18.5％的准备金率已冻结了商业银行天量资金，倘若再进一步提高的话，可能会对银行体系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出于对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的考虑以及对热钱涌入的顾忌，大幅度加息的政策选择也被排除。而如果采用小幅度、连续加息的策略，小幅慢跑再加上政策的时间滞后性，又会使得货币政策在控制我国现阶段通胀的政策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即使考虑到正式进入货币政策的紧缩周期，单靠货币政策的效用也有远水不解近渴之嫌。那么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上行政价格管制措施的效果如何呢？中国在1994年和2007年这两次经济抗通胀的过程中，决策层都辅之以程度不同的价格管制的行政措施。实践告诉我们，过多行政干预措施，会对实体经济运行带来不必要的副作用，扭曲实体经济的运行轨迹，对经济社会的总福利构成伤害。

  因此之故，我们有必要在抗通胀的政策中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的本质就是政府运用税收、补贴等工具，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当中国居民因为生活成本提升而进一步提高通胀预期，并有可能形成工资－物价螺旋式通胀的时候，通过运用财政政策，对居民的生活实行补贴，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额度，调节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别，更好地转移支付，提供更好，更完善的社会服务和保障，可以有效地增强居民对通胀的容忍度。而通过税收政策对资产市场的导向作用，如开征房产税等税种，则可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有效降低资产价格上涨对居民通胀预期的推动作用。还有，把财政政策加入抗通胀政策工具组合的好处在于：热钱涌入的压力会大大缓解，人民币也不用承受过于沉重的升值压力。这样，就可以为我国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创造较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为我国经济转型赢得更大的政策回旋空间和时间。（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