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市场20年的发展里程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色能像券商一样，“戏份”如此之重。它将投资者、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监管层等各个利益主体牵在一起。上至国家的金融安全，下至股民的身家财产，甚至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公众形象、社会地位和前途命运，也都与券商自身休戚相关。券商的“患病”，必然是一场全社会的“会诊”，波及社会的各阶层各领域。

  所有制问题、监管机制问题、金融管理问题，这是“问题券商”带给市场的思考。

  ⊙记者 方俊 叶苗 ○编辑 朱建华

  危机四伏 背水一战

  “当时有些工作组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一会儿是被债权人围堵而不让办公了，一会儿是哪个营业部被房东断电了，有的同事被拉到街上甚至还差点儿被打，有的还被人从后面淋开水。”这发生在2004年，是参与“救火”的证监会官员的回忆。在这一乱象背后，是当时已积重难返的证券业治理格局。

  我国券商早在1980年代诞生，在其已经演绎了十几年的舞台上，其经营模式在2004年已经走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关口。以“靠天吃饭”为典型特征的经纪业务收入，在股市漫漫阴跌中难以为继。交易额大幅萎缩，券商经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解长期搁浅的困顿，一些问题券商唯有饮鸩止渴，摊子越大，窟窿也就越大。券商之困，实则是券商、甚至整个资本市场发展道路的重新抉择。

  “当时行业大面积亏损，大部分券商的收入远低于成本，在这样的局面下，券商是无法生存的。”一位前证券公司高管说。

  问题充分暴露，风险集中爆发，券商行业的社会信誉一落千丈。从证监会摸底情况看，2003年底，全国132家证券公司总计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640亿元，挪用经纪客户债券134亿元，违规理财1853亿元，账外经营1050亿元。84家公司存在1648亿元流动性缺口，其中34家公司的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此外，在全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券商超比例持股的“庄股”有99只。

  由于持续的熊市已经让券商耗尽了元气，因此只能巨资押宝自营业务，更大规模地挪用客户保证金、挪用债券、违规代客理财等，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

  应该说，当时社会各界对券商的金融企业属性认识并不清晰，券商长期缺少正规融资渠道。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些公司开始违规操作，并成为风险爆发的导火索。另一方面，社会对证券业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也缺乏认识。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对一级市场的发行融资功能较为重视，而对二级市场和券商的培育和呵护重视程度相对不足，当二级市场吸引力逐步降低，券商入不敷出时，行业性风险的爆发实属必然。

  2003年8月12日，证监会召集了全国130家券商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证券经营机构规范发展座谈会。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证券公司的规范与发展，尚福林全面论述了对券商的八点意见；而李小雪则强调了三条铁律：券商不得挪用客户保证金、委托资产和客户托管债券。国元证券总裁蔡咏回忆，“三大铁律核心就是一条，严禁用别人的资金、资产和债券。”2004年8月，证监会召开专题性的全国证券监管工作座谈会，在证券监管系统内全面部署和启动了综合治理工作。

  主动出击 斩断毒瘤

  2010年底，在上海某家券商的办公室里，落地的玻璃窗干净而透明，阳光普照下一切都显得安详而平和。一名合规老总接到证监局的询问：“前日上报的报表为什么会晚了2个小时？”，为此，他必须花上一些时间专门做出解释。这一小小的细节，折射出了如今券商监管的谨慎严密。他对记者感叹道，当年券商综治的最大改变，就是让高管们明白了违规的代价。

  “当年违规的核心，就在于挪用客户保证金，”一名曾经经历了当年监管的人士感叹，曾经的券商是“有许可，没监管”。多数监管仅集中在事后，相关问责机制不够健全，尤其是对券商的道德风险防范，几乎没有技术性的防火墙隔断，这造成了券商违规成本低，事后惩戒轻的“犯错特征”。

  面对“兵荒马乱”的格局，各种问题如火山般的爆发，证监会的“救火队员”们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不容易，足足有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是三四十岁的人，都上有老下有小，但那几年什么都顾不上。”时任证监会风险办主任的吴清这样回忆。吴清说，整个2004年基本上是在被动应战的混乱当中度过，每天都有大量的事件发生，到处冒火，可以说是打遭遇仗。而到了2005年初，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恶化。“甚至还出现有的证券公司实在顶不住了，开了个董事会说，他们公司决定申请被证监会托管。”

  “先治病再发展”——这就是综合治理最先面临的任务。在排查摸底过后，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把行业不合规的路径堵死，斩断违规之手。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三大铁律”中的第一条“严禁挪用客户保证金”终于有了制度保障，那就是建立了一道证券市场最强大的防火墙——第三方存管制度。

  从此以后，“手握亿万身家，随时兴风作浪”的营业部成了历史回忆。当年坐庄、理财、投资不可一世，而如今不再接触清算、财务，不再能碰到客户资金，营业部完全转变成营销服务网点，杜绝了营业部挪用行为。

  这对于证券公司来说，无疑是让渡了较大的权利，“刮骨疗伤”之痛可谓痛彻心扉。从缺乏监管的自由状态变成了“戴着镣铐跳舞”，却也让券商焕发了新的生机。

  事后统计，综治期间，证监会累计处置了31家高风险公司，清理账户1153万个。对27家风险公司实施了重组，使其达到持续经营的标准。19家公司被责令关闭，7家公司被撤销，4家公司被撤销业务许可，14家公司和9家营业部被暂停业务，一批涉嫌刑事犯罪的公司及其责任人被移送公安、司法部门调查。

  破立并举 全力“会诊”

  吃完了“泻药”，还必须吃“补药”，这是医者之道。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全社会给券商的“会诊”，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强大动员能力的反映。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进程中看到，包括市场内外的各种力量、各种武器都将悉数动用。

  面对已经伤筋动骨的残局，如何让强者浴火重生，让行业恢复活力，是摆在监管层面前的一道难题。在斩断“违规之手”后，如何化解“旧”风险、建立“新”机制，有破必有立，需要高度的智慧。

  首先，监管层采取多管齐下，分类处置。化解风险和制度建设同步推进，加强行业监管与鼓励创新发展有机结合；对高风险公司及时处置、彻底消除风险隐患，对优质公司支持其规范发展，对整改有望的公司采取措施帮助其度过难关。

  2004年8月，证监会制定了创新类和规范类证券公司评审标准，将130多家证券公司划分为四类，C类高度风险类和D类处置类证券公司成为综合治理的重点对象。

  业内专家指出，券商出现风险的主要原因就是资金不够，而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在这方面也下足工夫。其中包括，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方面对风险证券公司实施重组，具体方式可采取由重组方收购证券公司资产、向证券公司注资以及其他有效方式。

  2005年9月，汇金公司分别对申银万国和国泰君安注资了25亿和10亿，持股比例达到37.3%和21%，成为申银万国的第一大股东和国泰君安的第二大股东。而九个月之后汇金公司的投资开始见效，申银万国和国泰君安2006年中期净利润分别达到7.65亿元和7.02亿元。

  其次，进一步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解决证券公司的流动性问题，给予优质证券公司一般借款人地位，允许其以合规方式融资。此外，支持证券公司IPO、借壳上市融资，多方面打开券商的融资渠道。

  就在治病疗伤即将完成的时候，外面的天空也突然放晴——时代的发展也赋予了券商难得的机遇。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新时代，在理顺了关系之后，中国股市开始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晴雨表，熊市的阴霾也一扫而空。已经恢复健康的证券行业立刻驶上了快车道。

  “2005年中期的时候，上海一个大券商，每股卖5毛钱都卖不掉，现在5块钱都买不到，才两年的时间产生了巨大变化。”在牛市渐入高潮的时候，一名监管者如此感慨。

  告别综治 疗效初显

  究竟是综合治理拯救了券商，还是后来的牛市了拉了券商一把？这两大历史事件几乎是前后发生，在后人眼里，它们的因果承接就显得颇为有趣。

  券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充满活力的市场；而市场缺乏活力的核心原因，就在于股权分置。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正是股改的创新性成功，带来了势不可挡的一场牛市。“牛市救券商”，事实上也是更深层次的改革救了券商。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2008年到来的金融危机，真正看出了券商综治的“疗效”。在市场极度低迷的不利环境中，证券行业却摆脱了“一轮熊市消灭一批券商”的怪圈；相对于华尔街五大投行已全部在危机中消失的局面，中国证券公司没有一家爆发风险。

  这一次，再也没有谁在“裸泳”。

  截至2010年6月30日，全行业106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8万亿元、净资产逾5000亿元，上半年累计实现净利润293亿元，15家公司成为上市公司……与7年的情形相比，这一幕不啻为“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