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14日表示，2011年经济增长目标为8%左右，CPI控制目标则在4%左右。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而且4%也还有点保守了。

  不能笼统说，通货膨胀是坏事，只有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值得警惕，并应采取紧缩的政策治理。欧美国家的通胀标准是3%，经济学教科书也是这样说的，这是基于这些国家的经验。一般认为，低于3%的通胀，不但无害，反倒可以为经济的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货币支撑。很简单，在技术容易扩散，产品过剩成为常态的情况下，维持经济中总需求的必要规模，就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而无论是新产业开发，新技术创新，都需要货币先行。还有，劳动力和资源实际价格，都是上升的趋势，不能人为阻止这种上升。简单说，票子不能太少。

  过去我们的课本极端夸大通胀的危害，几乎把它当成了万恶之源，1947年上海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以前几代中国人心中对通胀的惨痛印记。改革之前的30年，是典型的短缺经济，有坚实的通胀基础，但由于价格受到全面控制，经济货币化程度不高，根本不可能发生典型意义上的通胀。长期的不当说教和严厉的价格管制，造成了人为的低通胀，甚至通缩，让很多人天生对通胀有种恐惧过度的心理。

  改革以来，中国也把3%作为通胀严重与否的标准。既追求高增长，又追求低通胀，也就是追求实际GDP的高增长。确实，历史上，个别国家出现过此种情形，比如70年代的联邦德国，但这仅是个例，一般情形是，高增长与高通胀共存。

  改革以来，中国似乎是高增长而低通胀的。可是，仔细观察，情况并非必然如此。低通胀，一是长期压低总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二是人为压低要素价格，如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的结果。所以，当1988年决定放开价格时，立即出现了18%以上的通胀，1994年的22%通胀也有类似的原因。可以说，这时的通胀是需求正常释放，是经济货币化的阶段性结果。

  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渐渐进入新形态，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经济货币化接近完成。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货币多了，必然要填满经济中的价格洼地，特别是那些比价处于低水平的食品和农产品。中国CPI的上涨，主要以食品价格上涨的贡献，非常有中国特色。

  最近几年的流动性泛滥，有特殊的原因，即过分追求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又实行外汇管制。央行不得不被动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加之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乘数效应，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货币巨额超发机制。问题在于，金融危机本来是一种提醒：不能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可是，在外需收缩之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出口、限制进口的举措，反而使贸易顺差更大了。扩大内需，几乎成了虚言。这也不难理解，扩大内需，需要消除垄断，需要增加居民收入，降低税收，减少政府收入，可这些，我们显然都还没准备好。

  流动性多了，只要有足够的吸收流动性渠道，通胀却不一定会发生，资本市场正是这样的池子。可是，沪深股市，长期以来少有赚钱效应，而房地产，近几年则屡屡创造赚钱神话。从吸收流动性的意义上说，房地产为抑制通胀作了重要贡献。但房地产神话再次上演的希望，很小了。

  没有足够的吸收流动渠道，钱却总要有去处。虽然大部分赚钱的渠道受到管制，但是，食品和农产品是例外。无论是作为资本市场的替代品也好，还是万般无奈“客串”的选择也罢。大量资金狙击食品和农产品，是大、小气候合适的结果，是必然发生的。

  食品价格容易操纵，如果CPI的统计继续把食品权重置于第一的位置，今后的CPI大幅度起落，几乎是必然的。如果不能真正扩大内需，又不真正放开民间投资渠道，短期内又不能打造出规范的、有赚钱效应的资本市场，同时，又把经济增长而不是增加居民收入当作核心任务，那就不能指望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还能保持价格稳定，特别是，把3%这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拿来作为我们的标准，不能不说是作茧自缚。中国理应有自己的通胀容忍标准，可能要高于3%，比如5%。对于GDP动辄增长8%、10%的经济体来说，5%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通胀标准。

  其实，通胀不但是经济增长的伴生物，难以避免，还可以协助矫正经济中的某些资源配置的扭曲。当然，恶性通胀是需要避免的，因为恶性通胀扰乱了人们的预期，破坏了社会的信用基础，增加经济的运行成本。但是，中国改革至今，没有出现过此种情形。

  如果价格在上涨，收入也在增加，而且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则通胀其奈我何？问题只在于，只有一部分人收入快于价格上涨，而大部分人收入却跑不过CPI。所以，真正应该担忧的，不是3%的通胀，而是增长更慢的劳动者报酬。增加工资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增长那么快，收入却不增加，增长的目的安在？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