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经济学家》12月16日评论

  全球化重新分配世界力量

  西方日益悲观的情绪正在重塑世界政治力量。根据佩尤研究中心的调查，87%的中国人、50%的巴西人和45%的印度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走在正确的方向上。相反，只有31%的英国人、30%的美国人和26%的法国人才这样认为。“到东方去，年轻人！”成了21世纪的战斗口号。

  两年前，奥巴马在华盛顿满怀激情的就职演说并没有让人看到希望。相反正如吉米·卡特所言，美国正在经历“萎靡”不振。同时欧洲上演了大规模的暴力反抗。雅典、都柏林、伦敦、马德里、巴黎和罗马，成了街头抗议的场所。

  这种悲观的情绪不仅动摇了整个西方的信心，而且还扩大了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差距。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平均每年以10%和9%的速度递增，而美国只有3%，欧洲是2%。许多欧盟国家失业率令人沮丧，41%的西班牙年轻人失业，而美国巨大的“工作机”也被迫间歇。而且，这些变化仍在深化。

  事实上，欧洲的梦想不同于美国。深化欧洲联盟、建立更加慷慨的福利制国家是一直以来的想法。但是，随着欧元合作可能面临破灭，欧洲各国也陷入负担不起的重压——难以承受的人口老龄化和工人合同数量的下沉，使得弥漫在欧洲上空的幸福感消失殆尽。

  新兴市场国家没有争论养老金问题，相反他们重视教育。中国大学生的数量在过去二十年里翻了一番。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比例由2002年30%上升到2007年的38%。另外，世界级大公司如印度的印孚瑟斯公司和中国的华为公司已打败了发达国家的竞争者。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是值得欢迎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挑战了现状，还因为他们带来技术上的超越，重新规定着市场的边界。

  （葛传红 编译）

  《金融时报》12月15日文章

  麦道夫骗局：

  华尔街难辞其咎

  12月11日，正值美国历史上最大投资骗局麦道夫诈骗案两周年之际，麦道夫46岁的长子马克·麦道夫在纽约公寓自杀。这再次向人们提醒美国金融系统之罪。

  伯纳德·麦道夫的资产清算委托人欧文·皮卡德对涉及麦道夫诈骗案的大银行、对冲基金等公司都提起了诉讼，要求他们为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付出400亿美元赔偿。为麦道夫与投资者牵线搭桥的金融巨头，比如花旗、摩根大通、瑞银等也被列入了被告名单。

  上周，皮卡德对奥地利梅迪西银行创始人松雅-柯恩发起指控，称她与麦道夫合谋，将欧洲投资人引入骗局。瑞银和花旗比建议从事麦道夫支线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或销售人少一些受托人责任。所谓“支线基金”(Feeder Fund)，又称连接基金，这种基金本身不进行投资和交易，而是将投资者存入其中的资金交给另外的基金去投资和交易。然而，即使这样，大银行也向分托管银行转移了职责。

  在美国的证券法下，皮卡特立论的根基似乎不稳，任何银行“本应知道”与“明知却沉默”是不同的，后者要求对骗局的了解。但从破产法及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都应受到谴责。

  华尔街卷入麦道夫的“旁氏骗局”，是其在上涨市场中道德失范和风险管理失败的一个蔚为壮观的案例。银行过于渴望从他们假定的低风险活动中赢得利润，实际却是付出了惨重代价。许多银行相信他们基于收费基础型的经营活动，诸如资产托管和保存远离了投资风险。事实上，风险却一直潜伏着。当有高获利吸引他们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尽管资产负债表上一切正常，幕后的资金转移却开始滋生。金融行业应该谨记：不可冒失去信誉的风险。

  （作者系《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产业评论员约翰·盖普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