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影

  小额信贷的概念源远流长，有人甚至将其追溯到德国乡村银行运动或者加拿大魁北克Desjardins信用社运动，或者中国宋代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改革。不过，通常人们将孟加拉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在孟加拉开展的实践与理论视为现代小额信贷运动的起源。穆罕默德·尤努斯那本记述格莱珉银行创建、发展历程的《穷人的银行家》，让他的声誉迅速从经济学界扩散至国际社会，他也曾数度访华，在我国也有广泛的影响。

  小额信贷的原意，是对极端贫困的山区或者农村居民，发放小额信贷，以第三方（例如同一个村庄的亲人或者朋友）的担保为条件，兼顾项目的扶贫性质与盈利的经济考虑。不同于扶贫救济款，小额信贷由于给贷款人施加了还款压力，该款项主要被用于生产上，而扶贫救济很多时候是会完全被消费掉的。

  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又称乡村银行)30多年的实践表明，在第三世界贫穷人口当中，传统上不愿意令自己的担保人丢脸的文化动机有效地降低了小额贷款坏账比率，使得小额贷款活动卓然有效。

  然而，近期在孟加拉与印度发生的危机表明，小额信贷也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地方上的政治人物则将数十起自杀案件归咎于小额贷款发放机构，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偿还自己的贷款。孟加拉总理更是直接指责小额信贷是“从穷人身上吸血”。在此之前，小额信贷的还款率十分高，现在，从业者担心违约率将急剧升高。如果事态继续严重下去，不排除整个行业崩盘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贫困地区，被浪费掉的发展机会实在是太多了。例如，施加少量化肥或者使用改良种子或者修筑一条小水渠，就可以成倍增加农作物产量。但是困难的是，即使贫困者面对有可能大幅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发展机会，由于缺乏起码的资源条件，这些发展机会都被错失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教授从宏观角度曾对这种因金融抑制与要素分割造成的贫困陷阱做出过杰出的分析。而从微观角度论，小额信贷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方法，令拥有社会资源的人（信贷发放者）将资源动员能力让渡给机会拥有者（贫困者），通过共享收益的方式，令信贷发放者得以克服巨大的组织与交易成本，帮助贫困者实现发展机会。事实上，贫困地区被浪费的发展机会是如此丰沛，即使征收35%的贷款利率，得到贷款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创造比之前更高的收入。

  小额信贷这些年来的成功，也可能埋下了今日的隐患。以前，小额信贷具有强烈的慈善扶贫意味。在实践了30多年后，商业资本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据报道，有观点称，逐利资金大量涌入导致小贷市场出现了无序竞争。例如，在印度的一个村庄，有5个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小额信贷公司，以及另外两个以上未登记的机构提供资金，而且手续非常方便，“只需要身份证和一张照片就行”。相应的，小额信贷总额急剧上升。不仅如此，经营小额信贷的银行获得了良好收益。印度最大的小额贷款机构SKS小额信贷，据称有530万借款人，去年的年收益率达19%。该机构上市之后，股票大受追捧，股东获利丰厚。而正是经营者们获得的丰厚盈利引发了愤怒，人们有理由追问：“这是逐利还是扶贫？”

  对利润的传统怀疑心理，比如“从穷人身上挣这些钱，那一定是黑心钱”之类当然可以理解，而某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急于借民间情绪获得政治利益的心态则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指责小额信贷收取过高利率是容易的，而且很容易受到民众支持。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重要的不是利率过高还是过低，而是有没有另外一种方式能以更低的利率帮助更多的穷人？如果没有，那么，摧毁这个行业将会损害大多数穷人的长期利益，而不是相反。呼吁借款人停止还款，表面上看是损害少数人权益（所谓“黑心肠的银行家们”）、造福多数人利益（“广大的穷苦大众”），却没有尊重市场经济中最为根本的契约制原则与产权保护原则。如果这个行业真的被终结，资本退出之后，金融抑制将再度加深，穷苦大众将更深地被锁入贫困陷阱之中。

  这个时刻，政治家们理应尽到管理职责，与小额信贷行业共同努力，找到使之改进的制度设计之道，而不是利用危机、获得短暂的民粹主义快感。可惜的是，在不健全的民主机制下，类似的负向反馈机制往往十分强大，社会经济进步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作者系国际对冲基金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