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宏观经济的政策基调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没有使用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样的表达，更与以往的明确要求有重大的不同。笔者以为，这种相对笼统和概括的基调，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加大了理解和实施的难度。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说，这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为什么采取这种模糊的而不是精确的表述呢？我们的各种工作会议，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计划经济年代，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企业也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因此，经济的走势，完全可以按照政府的计划，可以说，政府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不确定性很小。那个时候，经济规模也不大，中国的经济状况，几乎完全由内部因素决定，外部因素的影响，被限制在最小的程度，比如严格的外汇管制，固定汇率，加上对外经济规模非常有限。所以，政府的计划经济目标，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相对而言，人与人之间，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较缓和及容易协调的，政策在实施中，变形、走样的可能性较小。决策时，可以忽略这些矛盾。政策的基调可以而且必须是明确不含糊的。

  但今天情况很不同，市场化改革已经走过三十多年路程了，资源配置，越来越依靠市场手段，政府直接掌控资源的规模和能力在持续下降，民营经济已然撑起了半边天，宏观政策调控对他们有影响，但是效果究竟会如何，许多情况下没有把握。国企和央企，名义上还受政府的约束，但是，作为企业，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时常会超过对整体利益的关切，不再像从前那么听话，宏观调控政策，由此经常会遭到有形和无形的抵制，有时，国企和央企并不是政府政策的配合因素，而可能是一种掣肘因素。比如油价的调整，便是政府与相关央企互相博弈的结果，不是政府想调就调。这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不但存在于政府和国企央企之间，更广泛存在于政府和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之间。

  随着中国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调控的难度自然也越来越大了。治大国如烹小鲜，力度小了，无济于事，大了，一旦失误，损失难以承受。所以，政策就非得增加弹性、灵活性不可。

  更重要的是，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经济的走势，已经不是由自身的因素和政策就能决定的了，而要受到外部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外部影响可能还是决定性的。比如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就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而这类外部影响，总是难以把握判断的，我们自己的政策，有时也不能不随外部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比如在2008年初，我们的政策基调是，控制经济过热，但因为美国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在年中出现了严重下滑的局面，不是过热，而是过冷。宏观政策于是有了180度的逆转。

  如果政策过于明确，结果不如所愿，就会影响权威和信誉。比如房价的调控，即是如此。房价高，除了市场因素，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如果短期内能不改变这些制度，比如财政制度，而做出降低房价的政策表态，只能降低公众的信任。实际上，今年大中城市的房价，在去年已飙涨的基础上，在不断出台的新调控政策的背景下，仍在一路攀升。再比如今年的通胀，也是年初没有预料到的。去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价格总水平控制在3％左右，是基于当时的情况做出的，可是，由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货币超发，而吸收流动性的渠道有限且无效，资金左冲右突，杀进农产品和食品市场，遂使CPI过快上涨。将来，这种始料未及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有人说，今年的政策还是清楚的，比如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稳健，这是一种肤浅的理解。当然，4万亿的投资即将落幕，经济增长还必须依赖政府的投资，笔者以为，积极和稳健，可以是一回事。财政政策积极，是延续过去的做法，换个角度看，也是稳健，货币政策稳健，也可以理解成连续性。所以，积极稳健，是就政策的总基调和总把握而言的，并非仅针对某个具体的政策。而过于精确的表述，明确的目标，往往只能使政府陷入被动。审慎灵活，就是随机应变。所有的政策都是短期的，其灵魂，只有一个，即随机应变。

  宏观调控基调的这种模糊表述，笔者以为，是重大的进步。它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已进入成熟期，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运行，越来越依靠微观主体自身的力量，而政府也越来越尊重这种力量。对此，地方政府应尽快实现观念的转变。

  宏观政策的模糊表述也启示我们，必须加快改革，把该交给市场的全交给市场，让政府从盘根错节的利益链中脱身，这样，从全体公众的利益出发的调控，就没有了投鼠忌器，那样，政策也才会更加有效。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