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通胀加速，要想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关键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决策与“自下而上”的反馈这两个层面的互动，让公众相信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关于控制物价的政策承诺是可信的。楼市调控，须确保政策重拳能准确打在高房价的“命门”上，地方各级政府应拿出诚意和责任感来，给公众一个稳定的预期和信心。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2011年中国将直面两大艰巨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让公众相信中央政府有足够能力控制高通胀。或许单从11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升5.1%这一数字本身来看，还未超出一些经济学家心目中的“温和通胀”区间，但考虑到今年7月CPI环比上升亦不过3.3%这一事实，公众有理由担忧：只短短几个月，通胀不仅真的“狼来了”，而且来得如此之快，甚至隐隐然有升级为“出笼猛虎”之势！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让公众相信地方政府有足够意愿和动机让高房价降下来。自今年4月以来，声势浩大的房价调控，曾一度令公众充满期待。然而，过去三个月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不降反升的事实，期待又变成了失望。

  对于第一个挑战，应当承认，从最近20年央行治理通胀的成绩来看，除1993-1994年那次涨价潮略有惊澜外，总体表现还是令人放心的。即便是在2007-2008年这样的全球大通胀中，中国也领先欧美国家，以较快速度实现了物价总水平的回归。当然，这一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之间、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之间筑有若干道防火墙，缓冲了外部通胀的输入速度；二是央行时隔多年，重新祭出了信贷总量控制这一看似落伍、实则强大的“法宝”。

  由于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工具的操作空间有限，理论上，2011年上半年央行很可能继续复制2007年至2008年的经验，更多地借助利率工具和信贷控制双管齐下的办法来试图擒住通胀这只出笼猛虎。但在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和各国货币政策不同步的大背景下，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

  其一，在欧美保持低利率不变的情况下，中国要想保持独立的货币主权、自主决定加息进程，必须在心理上摒弃货币政策调整与人民币升值恐惧自我捆绑的十字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在拉大与美欧利差的同时，加强对“热钱”流入的控制，包括引入无息准备金、规定流入资本最短停留期限等临时管制措施。

  其二，无论是加息还是收紧信贷，不可避免地会对投资产生挤出作用，从而冲击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受影响最为直接。这就好比病人服药，不吃药可能意味着病情的加剧恶化；但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都有一定副作用。因此，如何让政策副作用最小化，避免对弱势企业的伤害，央行必须有所考虑。

  显然，无论是持续加息，还是信贷管制，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虎狼药。那么，我们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呢？

  传统上，中国治理通胀，往往循着一条“自上而下”的路径，即决策层和央行拍板、金融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层层落实。但以今年“管理通胀预期”的实践来看，其效果并不理想。预期管理这一思路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政府并没有真正从公众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和对政策效果的真实评价。

  遏制通胀加速，要想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关键要让公众相信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关于控制物价的政策承诺是可信的。换言之，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决策与“自下而上”的反馈这两个层面的互动，去实现这一目标。例如，中央政府必须向公众证明，在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两者之间，愿意做出权衡取舍，放弃部分GDP数字以换取减慢CPI增速；而央行更有必要让公众相信，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增长将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对于第二个挑战，从情感上，公众自然愿意相信政府，因为房价若真能降，就意味着更多人有机会圆了“住房梦”；但从现实和理性的角度来看，尽管人们内心很难接受，开发商放出的“不要指望房价降下来”的狠话事后往往被证明是“逆耳良言”。

  首先，房改12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称得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单边市”，即它只有上涨的可能，几乎从来不降。即便是在2009年这样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寒流中，中国房地产市场依然屹立不倒，全国房价平均涨幅高达24%，北京市商品房价格更是暴涨了52%！

  其次，政府和开发商在“言”与“行”的一致性上也存在鲜明反差。近年来，开发商不仅与某些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一唱一和，鼓吹房价必然上涨、诱导买房对冲通胀风险等观点，并明目张胆地通过囤积土地、捂盘惜售等手法来炒高房价。反观政府，则存在多个不一致性：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有不同调门，地方政府对中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以及相关部门对房地产信贷、市场调控措施的时松时紧等，都使得公众无所适从。

  最后，就整个中国宏观经济来看，房地产仍是支柱产业之一，它直接影响50多个部门近 2000种上游产业；就地方经济来看，它关系到中国2000多个县市的财政和税收，涉及各级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升迁，影响众多国有银行的收益，甚至还与一些公务员的名义或灰色收入直接挂钩。所以，在开发商和公众之间，地方政府并不能很好地充当一个监管者和客观第三方。本轮房价调控，可谓是近年来政策力度最大和措施最严厉的一次，各级政府已先后出台了两波密集的调控措施，可惜都未能打在高房价的“命门”上，效果仍然乏善可陈。

  2011年，中国能否破解“两高”困局，将成为考验政府公信力的试金石，而破解之道，恰恰就在于提高政策本身的可信度，在目标和工具上保持“动态一致性”。对此，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给公众一个稳定的预期和信心。

  （作者系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