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财富基数下一步如何继续做大，而是既有经济增长模式在战略转型中能否“转身退台”，以及如何打造一个将存量和增量财富实现合理分配的“转换器”， 进而生成最终能让最广大的民众获益并能赢得世界尊敬的发展模式。这需要决策层以再次“进京赶考”的虚怀和饱含国家智慧的决断力，求解复杂经济命题。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与央广听众连线交流时，就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中长期棘手难题作了坦诚对话。总理对物价、房价等当下最为突出问题的空前关切，反映出中央政府求解上述命题的意志和决心。这使笔者不由得想起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的路上，既兴奋又略带几分忐忑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当然，今天的中国与61年前百废待兴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无论是物质财富积累、经济建设经验以及国际政经地位等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就两个不同时期执政党面临的关键问题和突出矛盾来看，又具有战略层面的某些相似性。同一个执政党在两个不同时空节点均面临着新的“赶考”。只是61年前的那次赶考路线图异常清晰，中国共产党要向全国和世界证明：不仅能够打下江山，还能够有效治理国家。今天，当中国共产党这个全球最大且最具动员能力的执政党，带领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国家发展成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的新兴超级经济体的时候，要向世界证明的是：不仅能够将中国建成世界工业品制造中心，还能够将之建设成在国际舞台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幸福国家”。

  显然，依此目标来检视今日中国的经济现状和民生福祉，尚有太多经济难题亟待攻克。以摆在决策层面前的最为迫切问题来看，尽管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将物价控制在合理水平，也有信心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抑制房地产投机等措施让房价回到合理的价位。但从既往中国通胀治理以及高房价治理的成败得失来看，仍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例如，让普通民众极为关注的房地产价格虚高以及房地产业的秩序混乱问题，这些年来，之所以各类治理措施不断但却成效不彰，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利益集团无法有效切割。

  谁都知道，在这个财富喧嚣、快钱意识泛滥的时代，财富繁殖能力超强的房地产极易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和各类资本追逐的对象。房地产业早已深度嵌入到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毛细血管中，成为不少地方首屈一指的支柱产业。这既是经济繁荣的动感符号，又是经济畸形的最大表征，也是极易引爆系统性风险的火山口。如今，在投机盛行的国内房地产行业，市场秩序已被严重破坏，部分既得利益者在攫取巨额财富后利用政府对房地产泡沫可能破灭的顾忌直接或间接地绑架政府决策，使得中央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化解房地产泡沫，让房价回到合理价位，必须拿出一揽子治本方案，尽快改变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特别是要解除各类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和干扰，破除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非合作性博弈。否则，即便通过非市场化手段将房价“硬着陆”，也依然无法避免房价后续的报复性反弹。

  高房价，只是当下中国经济领域突出矛盾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今日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财富基数下一步如何继续做大，而是既有经济增长模式在战略转型中能否转身退台，以及如何打造一个将存量和增量财富实现合理分配的“转换器”，进而生成最终能让最广大的民众获益的并能赢得世界尊敬的发展模式。

  当然，对于有些经济学家所说的由于资源和环境以及制度和技术改进的约束，如果不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将戛然而止的说法，笔者也并不完全认同。这或许可以认为是有责任感的学者热望政府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呼声。其实，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失败无法最终达到完全工业化的警告，都昭示了处于经济发展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诸多约束条件。放眼全球，在诸多曾经前景美好的新兴经济体中，只有韩国和新加坡等极个别国家最终迈入了工业化国家之列。事实上，在今天的主要工业和经济强国俱乐部里，唱绝对主角的依然是欧美和日本。

  对中国来说，西方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中国的发展势头，例如，在国际舆论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日前“精准”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7.75%和2.5%，通货膨胀率分别为4%与1.5%，而人民币将以每年3%的速度升值。因此，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9年超越美国。不过，即便如此，承载人口重负的中国，在人均财富拥有量方面还是远远地被美国甩在后面。美国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而且是全球几乎唯一的“财富管理中心”。目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过去优越感太强烈的美国精英阶层和华尔街投行的自私而造成的，不少机构预计美国经济会在三年内得到修复。美国仍然具备领导下一轮经济与产业革命的基础性条件。中国就不一样了，且不说我们没有美国那么多的金融力量工具和左右世界的机制化霸权，中国迄今尚在工业化道路上行走，经济能否在未来十年成功转型，暂时谁也无法给出清晰答案。从操作层面来说，在执行战略转型过程中能否打造一个将存量和增量财富实现合理分配的“转换器”，目前尚是未知数。这个“转换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聚焦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保体系改革等复杂命题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框架。

  改革是唯一出路，如何破除改革的羁绊，需要决策层以再次“进京赶考”的虚怀和饱含国家智慧的决断力，求解复杂经济命题。

  祝愿本次“赶考”尽早成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