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随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美国经济恶劣状况的“长期化”而“裂变”， 我们必须抓紧思考由此将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以及包括人民币汇率调整在内的“以我为主”的应对策略。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需尽早拿出一套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伦理等相关领域的有效措施，综合治理“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
孙立坚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起步年，这一年发展战略的布局方式、政策绩效都直接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模式和效率。中央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一转型正处在全球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很多“不确定性”、内外利益协调的“复杂性”，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实施。比如，大量国外经验表明，无论是提高“自身国力”和“发展主导权”所需要的企业自主创新、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扶持等方针，还是重视“民生、民富”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都离不开“破旧立新”后所需要的显著的绩效改善，而在没有增长保证的环境下推动结构调整将异常困难。但由于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主战场正呈从欧美转向经济规模体庞大、依然处于高增长、高储蓄的中国等少数几个新兴体的势头，所以，上述提到的政府扶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很可能会因为外部强大的冲击和我们制度体系的不完善而放大了副作用，进而凸现调控的难度和变数。
比如，在人民币升值加速而结构调整效果还不明显的环境下，中国经济“虚火旺、实火弱”的现象十分突出。“乘虚而入”的国际热钱，和不断集中到金融市场的大量“闲置”的产业资本，加上通胀预期下的消费者储蓄资金搅和在一起，正在推高国内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压力，使得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拳力度的一再加码，反过来又会加大结构调整的成本，以及保证改革顺利所需要的维持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的压力。
为此，在新年之际，我想根据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些初步体会，着重梳理一下当下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三大内外压力”：来自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压力，产业资本“虚拟化”的压力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压力。
依我看，现在最大的外部压力，是金融大海啸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随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美国经济恶劣状况的“长期化”而“裂变”：全球金融资本早已不安心将财富继续放在没有“货币锚”支撑的金融资产中，甚至避险时所需要的美国国债持有量最近也在被市场大量减持。其中，有很多金融资本早应该在这场泡沫经济看似崩溃的“大洗盘”中销声匿迹，可就因为美欧政府害怕经济硬着陆给政权稳定所造成的压力而不惜血本去救助，这些金融资本今天正在复活。请注意这是“存量”复活，而可能不一定是目前被国际社会指责的欧美那些肆无忌惮的货币增量超发，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美元大幅持续贬值会“冲洗”掉美国对华债务的价值并增加我们对新近出口投资所带来的美元头寸的管理成本。而且，人民币们汇率升值的相对尺度将变得越来越难把握。
在去年的广交会和许多商业论坛上，我们已注意到进出口企业很难下单的现象，企业自身具有应对汇率升值的调整能力也在大打折扣。另外，美元疲软不仅促使黄金高位攀升，更让我们焦虑的是，大量从金融市场流出的资金现在又开始去绑架工业生产的上游资源，这对我们目前以投资为主创造财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意味着经济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不知不觉间，中国产品的“性价比”优势“被”人为打压了。中国的贸易结构提醒我们：在出口减少的同时进口也会随之减少，而中美贸易不平衡或美国贸易逆差格局并不会发生多大的实质性变化。除了实体经济面的负面影响外，流出欧美市场的大量资金，再加上现在资金借贷成本因为欧美利率过低会变得越来越小，今后流出的资金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大，而高储蓄、高增长、甚至市场低效率而不断变得高开放的中国理所当然就成了这一轮全球金融资本首选对象。所以，中国宏观调控面对着巨大压力，周小川最近的“池子”论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我们必须抓紧思考美国暂时放弃“货币锚”功能将给中国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包括人民币汇率调整在内的“以我为主”的应对策略。
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通胀，和以前历次所遇到的通胀，性质上不完全一样。上世纪90年代初的通胀是短缺经济造成的，前两年的通胀是经济过热造成的，而今年我们遇到的压力增加了新内容：由于经济复苏和发展主要是靠政府积极推动，所以，大量产业资本，尤其民营资本因为擅长做生意的国际舞台并没有重新开张，而新的舞台又没有机会和条件去发挥能力，被迫“闲置”，另一方面，国企和央企虽然没有流动性约束但由于追求商业利润的动机不亚于民营资本，所以，他们虽然没有“很干脆地”成批向金融资本转变，但他们的资金规模和民营资本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他们在金融市场上屡打“擦边球”的投机行为给中国经济造成的莫测风险，并不比民营资本小。因此，尽快改变“输血型”的经济发展的支撑方式，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政府到位的公共服务等措施来打造出市场自身“造血型”的经济发展活力，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通胀的关键要素。
美国这场金融大海啸和各国政府的救市方式，加大了区域、产业、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虽然在程度上各有差异，这让各国政府修复经济创伤的社会基础变得非常脆弱。无论美国的医疗改革制度，还是日本的社会福利机制的改革，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中国也不例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扶持、阶层之间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改革和调整等都是十分艰巨复杂的工程，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智慧和理念上的创新。但是，如果现在不能及时找到有效的治理方式，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内部压力就会随着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而不断增大。
所以，在“十二五”期间，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非得尽早拿出一套综合治理“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措施不可，而这可能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伦理等各个相关领域。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