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于建嵘《底层立场》

  ⊙潘启雯

  童年时代的“流浪”经历，初步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于建嵘的核心价值观：时时处处为底层弱势者着想。多年前，在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里，于建嵘就曾表白，他坚持不懈地到“岳村”即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调查研究，“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

  从《岳村政治》，到后来的“农民税费抗争调查”、“土地纠纷研究”，再到“信访制度改革”，于建嵘的底层社会问题研究，是用腿一点一滴地跑出来的，一个个访谈和一个个数据，支撑起了他的理论体系。

  当然，于建嵘最让人尊敬的是他直面现实的勇气。他关注的课题，都是当下尖锐的社会矛盾所在。在介入现实的问题上，一些特别爱惜羽毛的学者更加乐意关起门来，专心考据，展开形而上的玄思。于建嵘的工作单位是在北京，但他大多数时间并不在北京，而是出没于全国各地的村镇和厂矿。他因此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他最新出版的《底层立场》，正是基于不停地在村落和乡镇之间穿行，在矿井和上访村之间辗转，以敏锐的体察方式，探索着当代中国言论路径的结果。

  《底层立场》讨论了“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村民如何自治”、“‘三农’问题的关键何在”、“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出路”、“信访改革需要新思维”、“基层政权的困境”、“在底层发现政治”、“权利、良知与责任”等广泛的话题，但主基调却可概括为一个，正如青年学者张耀杰以“于建嵘的底层立场”为题的代序所说：“用谦卑敬畏的低姿态正大光明地从事自己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的真问题和真学术，而不是像他所批评的一些学者那样，动不动就采用‘社会敌意事件’之类的高调概念危言耸听地误导社会舆论。具体点说，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最需要的是依法限制公共权力并且依法保障个体人权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而不是所谓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服从于多数人的利益的空洞民主……”

  确实，转型期的中国，携带了很多令人沮丧的“凉气冷风”，也不乏令人心生不安的“晦雾黑烟”。有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在时间的绵延中缓慢聚集更多的疑问，绑架人的自信，使人变得更加谦卑，更加宽恕。有些问题，是可以给出明晰的答案的，但是因为各种原由，这些答案被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在《底层立场》中，于建嵘谈论和关注的社会问题，属于后者，他不惮于给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解答，同时，他并不自信这些解答能否给了那些本该直直走向问题的人们的信心：“何必僵化处理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难问题”、“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全民低保’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底层社会的政治逻辑”、“30年中国农民的得与失”、“责任与良知：中国学者30年”……人们或许很难想像，在他黑框眼镜背后——那双眼神深邃略带清幽的迷茫，但他一直“奔跑着将人们引向问题的内核”。如此，不仅让人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更觉察到了潜伏在问题后面更深层次的危机。

  “奔跑着将人们引向问题的内核”——这是包括于建嵘在内的那些有追求、有坚守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和言论的舞台上，与资本、权力抗争过后留下的“镜像”，令人崇敬，令人深思。

  《底层立场》不表达忧伤，甚至连忧虑，都很内敛。有人说，于建嵘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学者梦游般的形象——也许，他觉得自己做的，不是挑战，而是保证不梦游，保证所说的话不是语焉不清的喃喃。另外，他也并不是很从容，在不少评论文章里，他用得最多的词，是“不应”、“必须”、“需要”、“理应”、“应当”，切切之心，无遮无拦。

  关于土地流转，现在学者有很多争论，以“土地私有化”为例，就曾引发颇多争论，正反双方都有言之凿凿的论据。对此，于建嵘亦毫不吝啬地倾注了关注的热情，他甚至预计：土地不应仅是种生产资料，而应作为农民的财产，可以抵押、贷款、自由流转。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有助于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对农民而言，土地流转是个基本权利，有利于农民基本权益的保护，因为它确定了农民的基本财产权利……三十年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尊重农民意愿，体现农民的利益诉求。土地流转也应如此，要坚决反对那种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为了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免受侵害，首先要有明确的法律制度，要从法律上确保农民的土地权利。同时，还应让农民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任何国家，分散的小农在市场中面对和资本的竞争时，都会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发展能够代表自身利益，能够独立主张农民诉求的组织，是避免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根本之策。”

  在“民心工程”问题上，于建嵘以一篇“民心工程也不能违法占地”表达了他一直坚守的立场：“长期以来，我们都在奉行着为多数人谋福利可以牺牲少数人合法利益的观念，美名为‘舍小家为大家’。因此，为了城市的美化，可以强毁某些人的合法家园；为了城市扩张，可以强征农民的土地。凡此种种，地方政府和官员都是那样理直气壮，一点负罪感甚至不妥感都没有……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是合法权益，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换。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绝对没有以剥夺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民心工程’的。”在此，作者仿佛是在以一只啄木鸟的勇敢和勇气，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更健康。针对时下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于建嵘在多篇文章中多次呼吁加紧推进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建设，“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司法如何承担起公平公正的重担”。

  虽然现实加剧了于建嵘的焦虑，但《底层立场》的很多题解，都包含着一种乐观的暗示：“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这既是于建嵘的良苦用心，也是《底层立场》给人的启发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