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金融时报》1月18日评论

  东西方需联手应对未来发展

  如果从规模上看，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持有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已日益活跃并且受市场驱动，中国领导人有理由将工作重心放在维持稳定和实现繁荣上，西方也在适应中国的崛起速度。

  如果对比东西方的状况就会发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破坏与中国日趋开放的经济体系形成鲜明反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适应中国贸易崛起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目前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从10年前的4%上升到10%。

  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中都犯过严重错误。中国允许出口能力的非凡激增以及经常账户盈余以掩盖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000年的46%下降到2008年的35%，而固定资产总值则从2000年的34%飙升至2009年的45%。

  与此同时，美国及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放任国外的廉价储蓄供应，鼓励了家庭债务、消费、住宅建设和金融业杠杆的激增。虽然新兴国家的过剩储蓄并不是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但这肯定是个促成因素。

  幸运的是，为了取得世界经济更平衡、更稳定而必须采取的绝大多数措施都非常符合双方的经济利益。在寻求解决这些挑战的同时，中国与其合作伙伴必须要牢记两个因素。一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如果破裂，就会引发灾难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二是增强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极为重要。在世界上，没有国家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满足国民所有需求。

  （作者系知名经济学家、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 葛传红 编译）

  《金融时报》1月20日文章

  唯有强硬改革才能挽救日本

  对于主权债务出现违约风险的担心一直聚焦在一些欧洲国家，然而，日本的问题也很值得仔细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日本现在的政府净债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14%，而这一比例在希腊、爱尔兰和美国分别为97%、62%和68%。更糟糕的是，日本去年的税负收入还不到支出的一半。

  日本需要为迈向成熟的、富裕的经济开出一张合适的处方。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衰退之后又出现了四大政策失误。危害性最小的是误导性的货币政策，即使通胀目标已是世界最低，银行仍把通胀目标范围圈定在0-2%。

  第二大失误是处理银行问题的失败。虚弱的银行通过极低的利率继续隐瞒了偿还出现困难的贷款。因为对无表现力公司的累积借贷，银行最终无力向好公司提供资金。

  第三是管制问题，管制较少的非制造业增长的确更快，但后来就变得缓慢。最后是政府的花费无度。从1993年到2002年，几乎90%的公共投资由公共资本支撑，而这种投资生产力较低对经济所能起到的振兴作用也很小。

  日本和其他国家必须从这些错误中有所觉悟。政府对公司提供的一些支持政策可能会扼杀必要的改革。一时的好转也会让政府更沉迷于这些实际会阻碍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而埋下更深的隐患。

  放松对国外技术人才的移民限制可提高劳动力素质。同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新动向能改善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增加的进口也会使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创建国家身份识别系统可提高税收和社会安保的效率。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些改革都要与公众达成良好的沟通。因为，如果日本不是心甘情愿地改变航道，金融市场会迫使其改变。

  （作者系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大学教授星野菊池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安尼尔·卡什雅普 贺艳燕 编译）

  《朝日新闻》1月21日社论

  反思“富有”的内涵

  中国今天的经济力指标，与40年前的日本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的教训和经验可资中国借鉴，中日进入共同反思“富有”的内涵的时代。

  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越当时的联邦德国，上升为自由经济圈的第二位。1970年，大阪召开世博会。从1970年5月开始，朝日新闻开始连载文章“见鬼去吧，GNP!”，深刻反思了“浪费、公害、过劳、（人口）过稀”等经济增长的另一面，并探讨是否有更好的指标来衡量社会财富。之后不久日本遭遇“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冲击”，经济增长开始减速。收入倍增论的制定者下村治大声疾呼：“既然环境被破坏了，那么经济只有零增长了！”但是，无论是为政者还是国民都没有看得这么远。他们甘愿接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债增发和地价飙升的后果。1993年，衡量社会财富的指标变成了国内生产总值（GDP）。

  尽管日本超过前苏联成为世界第二，但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了。不断出台的经济政策均偏重于公共事业，税收不足导致国债增发。现在国债已接近GDP两倍。增长力不足，通货紧缩没有改观。财政税制以及社会保障的改革无法取得进展，人们的生活“品质”难以提高。这些状况，在中国未来的道路上可能也会出现，值得中国借鉴。中国的人均GDP虽然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但是未来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中国需要走一条能够稳定国民生活、均衡发展的道路。

  （梁宝卫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