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新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评论胡锦涛主席本次访美是“30年前邓小平访美以来最重要的双边首脑峰会”。而今年又恰逢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破冰之旅”——基辛格秘密访华40周年。正是基辛格的那次秘密访华，为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公布打下坚实基础。因此，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影响看，货币金融危机，会直接或间接引发政治事件的发生，符合所谓“货币即政治”观点。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与货币有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系列涉及大量与利益分配相关的权力斗争，而不是什么客观的价格问题，这是由货币所代表的财富特性决定的。于是，古德哈特( Charles A．E．Goodhart )针对那种把货币视作中性交易媒介的观点，提出了“货币即权力”的观点。进而，柯斯内尔(Jonathan Kirshner)也认为“货币无所不是政治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曾将货币制度比喻为政治宪法，因为两者均确立了游戏规则。货币跨越国界，带来包括汇率、资本流动、跨境金融机构和货币储备资产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因而，这些具体问题具有货币问题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包括各利益集团以及国家之间为争夺与己有利的政策选择而进行的斗争与妥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作为美国世界霸权重要支柱之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心支柱已倒塌。欧洲和日本等盟国在经济上强大起来，美国不得不寻找新的可以承载其产业转移和吸纳其巨额国债的市场和国家。

  二战结束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美元汇兑本位制所固有的缺陷——清偿能力的创造机制与其他国家对该制度的信心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矛盾，这就是特里芬困境（Triffin’s dilemma）。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上逐渐强大的国家越来越不愿意使用美元，而各国所持有的美元数量已远远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也变得尖锐起来。最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依靠发行美元融资，将通货膨胀向其他国家扩散。世界性通货膨胀的积聚进一步暴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美国对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已经不能够解决其日益扩大的赤字。美国为此不得不改变规则。1971年8月15日，在未经任何国家同意的情况下，美国单方面宣布暂时结束美元和黄金的自由兑换。

  当时，富有全球战略眼光的尼克松及其以基辛格为核心的智囊幕僚们，已看到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可以承载其产业转移和吸纳其巨额国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崛起，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地位的提升创造了机遇。东亚与美国之间存在一种基于贸易—国债( Trade for T-Bill)互换的依存关系，为美国的巨额国际收支赤字提供了巨大的“蓄水池”。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美国是个注重和讲究中长期大战略而又拥有较多成功经验的国度，一直引领国际科技产业发展潮流，不断对其国内产业升级，顺应国际产业转移潮流，将传统产业大规模转移国外。20世纪50、60年代转移到欧洲和日本等盟国，60、7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规模转移到东亚。这时，美国认定中国是一个大市场等因素已纳入其对华乃至全球战略之中。

  90年代以后，美国推动中国融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战略意图就更加明显。中国加入WTO则是“被正式”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包括以中心—外围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历史上看，崛起国家和霸权国家的关系就是不稳定，可能出现冲突。中美之间存在潜在的对抗性质，美国想维持霸权，中国想拓展安全地位。中美经贸关系一直认为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货币金融关系则是“基石”。因此，进入21世纪，美国更加注重金融战略，在处理正常的金融商业活动的纷争和摩擦开始呈现政治化倾向。这些，直接导致了两国经贸关系相互依赖日益深化的过程中，存在遏制与反遏制、冲突与合作、斗争与妥协的常态。只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2009年中美两国处于短暂的蜜月期，两国关系呈现出了积极与合作的一面。但是，2010年的两国关系更像是回归“既斗争、又合作”的常态。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贸易问题和经济关系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全球的主要因素，双方要加强政策协调，对于中国的崛起，彼此都需要调整心态。

  （作者系公共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