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正彦

  2011年开始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承接去年年末的升值之势，目前人民币汇率已突破6.6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弹性在不断增强。但是，如何积极应对这一变化的新局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其实，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别是人民币升值，可能是未来一定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一种新趋势。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新动向，是因为金融危机后新的货币国际关系决定了汇率冲突和汇率争端在所难免。

  一方面，在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大外需的双重作用下，许多国家都有可能采取新一轮竞争性货币贬值。因此，人民币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遭受来自欧美等利益冲突方的责难。这样，人民币汇率形成汇率制度改革，既要坚持“以我为主”，又要考虑国家利益与国际关系之间如何平衡问题。可见，中国有必要采取更为灵活而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

  另一方面，各主要货币“主权国”的经济和金融形势表明目前它们还没有度过危机时刻。例如，眼下美元、欧元、日元和澳元汇率都不太稳定，作为最主要国际贸易大国的人民币显然也难以“置之度外”，所以我们必须要时刻应对各主要货币的币值变化。客观上讲，这将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特别是人民币可能还将维持升值趋势。

  当然也应当看到，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利大于弊”，因为人民币升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应当遵循“主动、可控和渐进”原则，既不能任由市场发挥作用而造成汇率的大幅波动，也不应过度干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是要让这一汇率形成机制能充分反映市场主体行为，让中国企业能适应这一汇率变化。另一方面，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重估，包括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反映和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实力。相反，如果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将使中国经济难以摆脱过度依赖外需的“内在隐忧”。此外，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当前通胀上升风险。所以，从总体上看，人民币汇率的新变化并非坏事。

  在此背景下，我们将如何积极应对人民币汇率的新变化？特别是如何让人民币汇率的新变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首先，从经济层面上考虑，我们可以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新变化来加快产业升级。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应全面向节能、环保、低碳和高科技等先进制造业方向转化，人民币升值客观上可以大幅降低一流设备和技术的引进成本，大大提高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的升级速度，并且可以在本币升值条件下实现加快引进和培育高新产业目标。另一方面，可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尤其是提升出口商品的附加值，淘汰和改善不适应出口产业特点的产业结构，使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出口产业的升级同步加快进行。

  其次，从政策层面上考虑，我们应当积极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出口产业的升级。借助当前人民币缓慢升值的新格局，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应主要选择推进服务业发展。对此，要充分利用制造业的结构调整、淘汰和转移落后产业的市场契机，从政策上推动资本和资源转向服务业进行配置，借此提高服务业规模，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同时，人民币升值，也有利于更多引进外资、技术和服务，满足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国内消费需求上升。此外，我们还将利用人民币升值的绝佳机会，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这包括加快开发人民币产品市场、深化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加快人民币投资产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回流业务等。

  再次，从企业层面上考虑，在人民币升值和汇率波动加大情况下，国内企业可能面临更大的外部竞争压力与市场挑战，因而必须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对此，企业不仅要通过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且还必须提高自己的金融意识和金融能力，积极应对汇率波动频繁情况下企业面临经济成本与交易报价币种等多重风险。事实上，外部竞争压力和市场挑战都将可能长期存在，国内企业似乎难以选择或改变其面临的经营环境，唯一的应对之道就是适应环境变化。

  总之，当前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特别是未来一定时期人民币升值趋势，不应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相反，应当成为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