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预期下的投资前景之四

  李 翔

  上个周末给MBA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因为有学生针对通胀相关问题的提问，我随堂做了一个小小的随机调查。在一个大约40人左右的在职MBA班级中，有95%的学生认为，在维持生活质量不变的大前提下，过去三个月中他们的生活成本支出增加了10%，而过半的学生则认为他们的生活支出则增加了20%或更多，甚至有10%的学生认为他们的生活支出增加超过了三成。但当我把问题变换成为“在过去三个月中，假定你的生活质量不变，由于物价原因，你觉得自己的自己真实收入有多大的缩水之时？”情况则发生了显著变化。只有20%的学生认为他们的真实收入水平下降了超过了10%或者更多。两个貌似冲突的结果，反映出一个相对有趣的现象，对同一个受访主体而言，对外在价格的变动性显得异常敏感，而对自己收入水平的变化则远没有对价格变动那么敏感。

  这个随机小调查，真实地反映了经济学中的工资收入“货币幻觉”，也即在认知上劳动者无法将自己的劳动收入与物价上涨的幅度精确匹配。但是，货币幻觉只能在短期内存在并发挥作用，一旦普通劳动者形成了物价持续上涨的预期，形成“物价—工资的螺旋式”上涨之势，则在物价和工资之间形成了正向激励回路，这是教科书上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典型案例。打破工资、物价传导机制，对政府治理通胀，管理通胀预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单向冻结和管制物价或者工资水平，都不足以打破这个机制。美国尼克松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初治理通胀的经济政策的失败，已为此添加了最好的注解。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当下，果断地运用一系列政策措施增加居民收入并使其超出预期，则可以适当地提高居民的通胀容忍度，改变居民的通胀预期，应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从通胀治理的角度出发，取得治理通胀成功的关键，在于稳定居民对于通胀的预期。而稳定预期的建立，则和普通投资人稳定的经济行为息息相关。一个时时刻刻感受着物价上涨在侵蚀自己财富的人，无法稳定地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在一个存在物价压力的社会背景下，稳定居民经济行为以及通胀预期的最好办法，就是保证居民真实收入的相对稳定，使其对未来经济环境及相关变量的预期不至于因为不断变化的价格而扭曲，进而将通胀对经济运行效率信号机制的扭曲降至最低程度。

  居民的收入，主要可分为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两种。对通货膨胀影响最为敏感的是中低层收入群体。以目前我国财富分配的社会结构，低收入群体主要依靠的是劳动性收入，而中等收入群体则有能力获得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当下稳定居民通胀预期，应针对这两个群体的特点，增加他们的收入。这不是为了平抑短期通货膨胀压力的应急举措，而是为了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所必须要做的功课。稍早些时候，我国三十个城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也同样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随着我国人口社会结构转换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我国要素价格将逐步向着长期合理的均衡水平回归。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仅仅是一系列增收举措的开始。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要上升到稳定社会结构，构建长期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后续税收制度的改革，财政保障措施的更新，城乡一体化的科学、教育、卫生等保障民生措施的推进，都是这个系统工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中等收入阶层，则是我国构建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社会的中间层的购成，对增进社会的稳定，同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拉美一些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的遭遇，对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有着尤为重要的参照意义。很多情况之下，通胀不过是社会动荡的诱因，经济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政治制度带来的权力分布，财富分配在社会阶层的显著差异，才是引发一些拉美国家动荡的根本原因。相对于我国的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更有通过投资增进自身财产性收入的主管愿望和客观需要。这对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中等收入阶层这种创富的欲望，在经济通胀的背景下，会愈发得到强化。储蓄搬家的现象，不过是中等收入阶层创造财富欲望驱动下的经济行为的一个表征。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等收入阶层对财产创造的追求和财产权利意识还会进一步强化。这些天来，针对重庆、上海两市开始房产税试点的舆论热议，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可以说，中等收入阶层财产意识的强化，为我国下一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早在十七大的报告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增进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大方针，在步入“十二五”经济转型的时候，我们期待能尽早看到具体体现这一政策方针的配套措施。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