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PE，即私募股权基金，已悄然在中国本土蔚然成风。说其悄然，是因为PE没有像其他金融和资本交易工具那样，由政府大张旗鼓地推动，自上而下地特许；它只是遵循自然的市场法则，民间力量自行洽商结合，像雨后的嫩笋，无声但有力地破土而出，节节向上生长，日趋强大。

  说其蔚然成风，是说短短几年间，这一行当集中了众多一流专业人士，特别是那些不满足传统体制及其工作方式的勇于创业创新者；无数成功的交易，在使资本尽展趋利本能的同时，也有力支持和催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PE集中的精英与金钱资本、无处不在的行业渗入和企业投资，拓展了这个新兴市场化国家公众的资本交易视野。

  PE生命力的根本，在于其灵活的市场化组织方式，及其完整的激励机制。不管是合伙制，还是公司制，作为PE管理人的机构，都是个体之间本着市场原则，自行组合。特别是，合伙制的组织形式，高度突出了“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资产管理行业中团队和人力资本的核心作用。合伙制，将PE的资产管理性质，归于诸如律师、会计师这类主要凭借团队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的行业序列。

  要说PE的核心资产，只能是知识和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及其团队。这一行业，靠的不是政策垄断，不是政府特许，也不是雄厚的注册资本。如果主要是用自身的资本投资，永远成不了优秀的PE。

  PE对中国本土资本市场、资产管理和金融行业的“冲击”，是为那些不满足于政府许可经营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企业体制机制的优秀者，开辟了一条新的按他们意愿和市场法则来创业和积累财富的道路。

  对实体经济的创业与发展而言，PE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渠道拓展、营销策略、品牌建设、内部管理、资本运营、政策支持的争取，以及新技术新理念等各类有用的思路、信息和启迪，甚至实际行动上的支持。这对被投资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比起货币资本的作用来，有时会更加重要。

  也正是在资本融合，以及各种形式的密切合作中，PE管理者同那些优秀的创业者企业家，共同成长，也才使所投资本快速增值。成功的PE，在分享所投企业成长果实的同时，亦使特定创业者和企业家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与智慧。从中受益的，还有PE的众多投资者。

  尽管PE在发达经济体中发展多年，相对成熟，也日益显露出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但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上，近乎自发诞生与扩展的PE，无疑是前所未有地丰富了储蓄向投资转换的渠道，而且这种丰富是市场化的和有效的。进而言之，PE对中国的市场意义、体制变革意义以及社会意义是显然的，这已完全超出了资本市场层面的意义。

  当然，现实中，PE也有着层次性。我最看重，也需要大力宣扬的，是那些众多“草根”PE。这些PE，是那些有着普通背景的年轻人，依赖着各自的人力资本、高涨的创业热情和勇气、勤恳细致的企业和市场调研论证，几乎完全遵循着市场化原则，将资本、企业家、拟投行业与企业等各种要素，有效撮合起来，形成了大家已看到的日趋增强的一股市场和经济力量，是最需要全社会予以肯定和呵护的。

  依我的看法，从稳健和寻求成长的实用主义原则出发，这类完全市场化的中小PE，在起初最好不要去碰那些具有行政垄断性、政策性强、政府准入严格、行业进入门槛高、特许经营的行业，也不要去碰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应当坚持进入的，是那些尽管竞争激烈，但市场已完全放开、行业进入门槛低、政策性不强、广大公众离不开的普通下游产业。这些产业一般没有政府行政的过多干预，也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提供者，在中国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与升级的过程中最有市场。

  战略性高科技创新产业，当然是PE的投资对象。但那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经过多年才能见效。比如基础研究、大飞机、大船舶等项目，不是一般中小PE的较好选择。应当关注的，是那些起初投入不大、更多是依靠个体或小团队的知识积累和创业推动的新技术新项目。

  我如此建议的一个依据，是那些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政府性PE或大中型准政府性PE，现在还没有显示出多大的预期优势。话又说回来，无论是政府厘定的，还是有着不一般背景的PE，一样有存在的积极意义。这些PE，倒是可以积极参与那些国有垄断的、政策性强、准入门槛高、投入大的行业与项目投资，同样会丰富储蓄投资转换渠道。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悄然在中国本土蔚然成风的PE，对中国今后的体制改革、市场发展、政府政策的科学合理确定，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启发性意义。因此，完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中国本土PE市场必将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必将发展为全球最有吸引力也最具规模的市场。

  这就是PE的逻辑。这一逻辑是内在于增长和发展之中。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