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就是创新之路，这一点，早已无可置疑。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创新？则就很值得一议了。看看一些言论，国内很多人对于创新的认识显然还停留在发明创造之上，认为更多的发明和专利就是成功的创新。不错，发明和专利确实是创新，但创新实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更是一种文化和激励机制。所以，若想通过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来实现创新的大跃进，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民智若水，还需从体制上培养孕育创新的沃土，通过循序渐进地引导，系统地保障民间的创新驱动，才能促使创新的大潮涌流。政府越俎代庖只会事倍功半。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凡是有利于争霸的领域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投入，一时间在很多领域都能与美国一较高下甚至胜出，但这种政府全盘掌控创新的模式在体制上难以为继，缺乏持续的发展后劲，最终被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得精疲力竭。

  既然政府全盘掌控的创新之路走不通，那么市场化的路线又如何呢？

  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推出的金融市场大规模去除管制的市场自由化运动为发轫，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自由市场化，通过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发展成效显著而被自由派奉为圭臬。美国蓬勃发展的资本市场催生了纳斯达克这样为创新性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交易场所，尽管随后催生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但是google、苹果等经历过资本市场大浪淘沙后生存下来的企业却在全球树起了企业创新的标杆。随后而来的次贷危机，尽管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堪称百年一遇，但对美国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创新能力并无太大的影响。从美国这些年的经历看来，至少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可以通过更高效的配置社会资源而有效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创新。

  但是，我们的近邻日本过去二十年的历程却提供了一个反例。伴随着日本资本市场泡沫破裂，日本的实体经济也受到了严重打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所向无敌的日本，在美国主导的互联网时代节节败退，无奈成为美国主导的科技潮流亦步亦趋的跟随者。当年雄心勃勃挑战美国全球经济老大地位的日本被资产泡沫的破灭击倒了，直到今天也还没有缓过来的迹象。可见，资产泡沫的冲击绝不仅仅限于虚拟经济。资产泡沫的产生、发展到最后的破灭，对一国的实体经济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不能不给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的中国一个极强的警示。对当下我国而言，房地产市场已经对我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构成了极大挑战。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泡沫只有到破灭时才能被真正识别出来。花旗银行的研究团队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列举了种种经济指标，得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性泡沫正在形成的结论。海外一些著名的对冲基金也把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作为下一个阶段最大的投资主题。在这里，笔者并不打算对中国房地产行业是否存在泡沫作全面分析，只是想探讨一下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下一步走向和中国的经济转型的关系。具体来说，则想着重分析下中国房地产业和我国经济创新能力的关系。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根本在于能不能孕育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与过去模仿、跟随的发展路径告别，走上自己独立的，前瞻性的产业发展道路。能成功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本前提，就是能否把最有效的资源向着这个方向导引。为了实现我国经济转型，中央政府颁布的一系列产业升级的政策和发展纲要，还有鼓励民间投资的一系列举措，需要说明的是，这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为资本的运动树立一个明确的流向信号。经济学最核心的约束就是如何在稀缺性的前提下实现最优规划。主要经济学流派之间的主要矛盾，也在于政府和市场在最优规划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相对强度。而资产泡沫对经济发展最大的原罪，就是释放了错误的信号，打乱了资源最优化配置的过程。不论是几个世纪前的郁金香狂热和南海泡沫，还是二十年前的日本房地产泡沫，都概莫能外。当“赚快钱，赚大钱”的效应在社会上掀起群体性狂热之时，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进一步投入到“吹泡泡”的过程中，为泡沫的不断膨胀推波助澜。随着投入的社会资源愈来愈多，泡沫破灭的成本也就越来越大，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其中所蕴涵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这种成本不仅仅包括经济的，更有社会的、政治的。如此巨大的成本，对任何一个面临转型期的经济体所无法承担的。这也为舆论界所谓的地产“绑架”中国经济说提供了一个理论注脚。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各方不必再对中央这一次针对房地产调控措施的力度和持久性作种种猜测，出于对中国经济长治久安的考量，对楼市的调控会坚定不移地展开并将持续下去，将中国GDP增长捆绑在房地产上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更多的资本将会从房地产流向中国经济更需要的创新领域。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