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在对此前中国的解构中诞生的；当今的中国，是从30多年前开始的解构和重建中形成的。特别是借助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自由主义思想、市场主义理念，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计划主义理念进行了连续解构。这一过程，也是市场和相应精神价值观的新建或重建过程。这催生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不过，无论是按新古典经济学抑或新自由主义的标准，还是客观现实，过去30多年的解构，都还有未到位之处。但当今中国诸多层面、各个领域日益显示出的矛盾现象，也渐趋强力地迫使中国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反思：某些“解构”是否过了头？如果考虑到被当作前提或目标的“西方标准”也被证明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是否更加重视对某些方面的重建？还有，这是否意味着，高度重视市场理念与机制是对的；但过于强调市场与利益机制，就会被某些非市场主体所利用，通过行政力量和特权等超经济因素，从中获取非正当收益，造成越来越突出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权利分配畸形？这是否已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再度复兴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重新登上了西方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的殿堂，成为执政者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的思想来源。其实，自从经济学从哲学体系里分化出来之后，就改变了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观察和认识人类行为的视角，从更新颖和实用的侧面来解释人类行为 。特别是因其实用性，经济学成了所有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经济学家也就成了政府和企业的重要谋士。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主张市场至上和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小政府，大市场”和民主政治，以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信奉这一理论和思想的人，被冠以“新自由主义者”。

  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这两位从上台伊始，就几乎完全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切主张，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在重建了市场力量的同时，促成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空前繁荣。但2008年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又让很多学者转过身来反思并解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个别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甚至开始了“忏悔” 。主张重建共同价值观、集体协调合作信念、政府管理机制的呼声，近几年在西方主要国家越来越高涨，并在政治层面上付诸了一系列行动。

  反观中国，以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否也要跟着西方核心国家来解构市场理念呢？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市场被基本取缔，整个社会被大大小小的政府行政组织所捆绑。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借着历史惯性和新生渠道，“大政府”的问题，在当今中国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因其对市场参与的日渐广泛和深入，致使在职能越界和职能缺位的共同作用下，反而日渐突出。换言之，中国对不合理的“大政府”制度的解构，以及对市场的重建，均尚未完成。如此，若跟着西方核心国家也来解构市场，岂非南辕北辙？

  何况，不同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照搬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主张。对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结晶的“华盛顿共识”，中国非但没照单全收，反而某种程度上拒绝，而在探索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解构和重建之路。确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在重建或新建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应当重建社会机制，特别是社会公正平等机制。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里，只有市场和政府，没有社会的立足之地。然而，市场交往只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市场机制，也只是社会机制的一种。正如不能用政府替代社会一样，市场也无法替代社会。人类生活的太多领域，并不是由价格机制和行政力量支配的。

  实践证明，如果任凭市场支配，将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人们的交往只有利益，精神世界日趋贫乏。如果任由政府膨胀，如果没有更广泛的社会机制，仅是市场与政府的力量，不管是何种组合，都只能成为精英统治的工具。

  过往30多年里强调市场、竞争、效率，是完全必要而正确的。现在，给予公正平等更多的呼声和力量，重建这方面的社会机制，也是必要而正确的。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