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唇枪舌剑的背后，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经济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无疑，今后欧美在人民币汇率、平衡国际收支等问题上还会不断地向中国提出他们的诉求，中国还应不卑不亢，根据国情来协调内外利益的冲突，并且向欧美传递我们合情合理的要求，一如既往按照自己既定的方针来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方向。

  孙立坚

  尽管刚刚过去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给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麻烦，很多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在避免这样的悲剧今后重演而所需设计的预警机制问题上，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依旧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分歧。本月18日至20日探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模式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是一个明证。在这唇枪舌剑的背后，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经济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在这次巴黎会议上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是，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在这次由欧美国家观点主导的峰会上，还是在很多方面与各国形成了防范危机的共识，对确立监控失衡的指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包括：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民间存款和借款、贸易收支和其他国际收支项目，如净投资流动等内容。前两部分充分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对欧美国家变革结构的诉求，后两项则充分反映了美欧在分析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时反复强调的、要求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减少外需、增加内需的观点。

  本来，在这次会上，美欧想紧逼中国，不是要求简单调整兑美元升值的单边汇率，而是要求关注实际有效汇率，也就是达到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效果，以保证人民币相对主要国家货币都要升值调整的目的。另外一个被我方否定的指标是对经常项目监控的要求，也就是不仅要求我们不断减少贸易顺差，还要求遏制外汇储备所产生的投资收益，把“存量”的负担也压在中国未来国际收支平衡调整内容中。这对处在原始财富积累加大，消费相对有限的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个巨大挑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顾全大局，接受了以“贸易收支”作为调控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指标。

  为什么中国不能接受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建议(有效汇率作为调控指标的潜台词)？相关论述我已阐述多次：贸易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这不是靠大幅调整汇率可以解决的，有时汇率调整会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负面作用。我们现在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国民财富积累还没有完成，此时工资增长，货币升值，升息，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消费增长，因为人们会把省下的或获得的收入更多投入储蓄和财富增长的计划中，以对付现在和未来意料不到的大额支出。当然，中国今天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善，更使得这样的储蓄和财富偏好不断增强，消费偏好相对减弱。诚然，汇率升值尽管能让中国百姓通过购买外来品而减少开支，但当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所依赖的工作单位，因为在中国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消化能力有限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市场来消化的这种盈利模式，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企业不能给自己加工资，甚至到了可能失去工作机会的地步时，一定会比以前更看重手中的财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最终结果不是消费增长，而是大众储蓄和财富投资的意愿更旺，企业也有可能因短期内转型无力而退出实业部门，社会失业现象不可避免地加剧。所以，在汇率大幅调整之前，先要设法减轻中国老百姓的支出负担，重视财富增长问题，解决社会保障和完善福利体系，以及中高收入人群能安心在国内消费的环境优化等问题。若这些结构不调整好，汇率就贸然大幅升值，往往会出现本币超调的局面，从而加速经济走向“虚拟化”和泡沫化的过程。因为，此时本国金融资产相对于国外资产价值而言是被严重高估的。

  另一个不能接受汇率大幅升值的理由是：金融危机发生后，主导国际货币流动方向的欧美货币政策，都处在超宽松的货币增发环境中，这就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因为金融泡沫在政府救市过程中不断复活，流动性泛滥，从而进一步导致国际游资出于“物以稀为贵”的谋虑又开始去绑架供给能力增长有限的大宗商品和农产品，致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和结构调整进程，不得不受到不得已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这又会加剧世界经济受通胀影响而凸显出消费不足的问题，从而对国际收支结构的平衡调整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而且，由于在超发货币的环境下，市场远离“软通货”的倾向非常严重，这也使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失去了相对稳定的特征，在全球货币价值“超调”，商品市场通胀严重的国际环境下，单靠中国加速调整汇率，是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尺度的。人民币汇率的有序调整和走向市场化的进程，必须要在欧美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时，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还有，为什么中国不能接受欧美国家要求用“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的指标来监控国际收支失衡的提议？我想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他们把流量问题和存量问题的解决方法混为一谈，如果轻易接受，那么，不管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多么不稳定，中国政府就不得不要把现在拥有的巨大外汇储备存量资产贱卖给市场来平衡所谓的国际收支。何况，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保持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使其资产属性更具有变现能力——固定收益证券就是首选的对象，这样的投资收益肯定会增加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益顺差，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外汇储备规模还是增长。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怎么能接受欧美脱离中国国情的建议？当然，在贸易项目的承诺上，我们已向全球表现出了中国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尽管短时间内依靠外部市场的盈利模式最符合中国市场内生的动力，但中国政府会通过干预和搭桥来消化顺差收入，通过鼓励企业和个人去购买资源、技术，并购企业和适度消费等方式，将其再还原到欧美市场以平衡他们这些年来所积累的贸易逆差。

  无疑，今后欧美在人民币汇率、平衡国际收支等问题上还会不断地向中国提出他们的诉求，中国还应不卑不亢，根据国情来协调内外利益的冲突，并且向欧美传递我们合情合理的要求，一如既往按照自己既定的方针来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方向！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