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
⊙刘建岩 ○主持 于勇
我国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央行一系列紧缩政策也陆续出台,包括加息、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央票利率等等。受此影响,债券市场出现大幅快速下跌,从2010年9月至今,银行间国债收益率的调整幅度接近1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市场普遍认为政策紧缩还未结束,管理部门在通胀、信贷、房地产等方面仍面临巨大的调控压力,因此必然还有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出台。在经济增长偏快、通货膨胀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趋于紧缩,这是经济和政策的基本对应逻辑,但是如果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需要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偏离正常水平某一程度时,需要多大的紧缩力度来应对?这一问题很可能没有确切答案,虽然随着经济学发展,数量模型使经济研究变得如自然科学一样“精密”,但是实际情况的复杂程度远非模型能够模拟或解决。所以对这一问题我们观点是,政策调控很难做到精准,甚至对于掌握经济数据最为全面和真实国家调控部门,也很难评估每一次政策出台的实际或最终影响程度。经济调控如同烧柴生火,想利用加减柴薪来控制火势并不容易,减过了火会熄,减得不够再有风势助威就没有效果。对应到当前局势,我国宏观调控仍在“减柴降温”的操作中,是否已经减得够了呢?恐怕只有在“火势”出现明确减弱后才能知道。
第二个问题是,宏观调控政策如何应对相互矛盾的内部经济现象?例如大家广泛知晓的滞胀现象。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宏观调控无法有效解决相互矛盾的经济现象,只能是首先针对或重点针对“主要矛盾”。但风险也就在这里,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政策针对当前主要矛盾展开时,很可能使“次要矛盾”恶化,最终主、次矛盾发生转变,可能引发经济再次大幅波动。回到当前的国内实际情况中,与经济增长偏快相比较,通货膨胀很可能是更加显著和迫切的问题。
综合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再看国内的经济趋势和政策调控,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一条脉络:首先目前已出台政策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因此需要继续紧缩,这一过程中管理层并不明确何时会达到恰当水平,只能通过观测滞后效果和滞后的经济数据来评估;随着信贷增长下降和基准利率抬升,国内经济开始降温,但是物价——包括食品和输入性通胀压力仍然偏高(成本因素居多,受国内总供求影响偏弱),通胀这一主要矛盾相对更加突出,因此前期政策无法完全刹车,主基调很可能仍是“趋紧”;最后紧缩政策“打败了”通胀,但代价和副作用是经济下滑明显(也很有可能是通胀和经济增长同步快速下滑),与此同时经济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换,政策被迫针对稳定经济而重新放松。
回归到债券市场,根据市场变化规律,新一轮上涨周期的起点很可能并不需要等到货币政策再次转向之时。当我们观察到经济增长因政策压力而开始趋于冷却,市场的谨慎心理和观望情绪就会减弱,此时或将就是市场周期底部和新一轮上涨的开始。那么大概会在什么时间出现呢?从今年1月的各项经济数据看,虽然CPI涨幅低于预期,货币信贷增长和PMI也有趋稳和降温的苗头,但CPI仍在5%左右的高位,经济增长指标的降幅也很有限(其中还有季节因素影响)。因此我们认为,目前还是国内经济降温的初期,上半年通胀压力难以有明显下降,紧缩政策整体上还会继续。从2010年四季度算起,经济偏热的情况将很难在政策压力下持续三到四个季度,也就是说,目前的经济势头在今年二、三季度或许就将进入“强弩之末”。
如果说目前的债券市场正处于“夜晚”,那么黎明还会远么?对于债市的下一轮筑底上升,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太长等待。(作者系鹏华基金固定收益部债券宏观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