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芝加哥大学可以说是当代经济学近一个世纪来的“圣地”，也是个杰出女性经济学家诞生地。出生于1911年的罗丝·迪克特·弗里德曼就是其中的一位。尽管她从未完成博士学位，但作为坚持“自由第一”的“革命性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研究助手，她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1947年在与多萝茜·布雷迪（也是位女性经济学家）合作发表的报告中，明确表述了相对收入假说：“一个家庭的消费取决于它在团体收入分配中的相对位置而不是绝对收入水平”。

  罗丝的这个结论意味着，穷富从来都是相对的。有钱与否，其实是由他人口袋的钱所决定的。如果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则函数的自变量是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由此延伸之，一国的消费总需求，取决于绝大多数公众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

  所以，就收入分配结构而言，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肯定不是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体，只有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才是一个主要由本土消费需求支撑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体。处于中间阶层的家庭数量越多，所占收入份额越高，社会总体消费支出水平也就越大。

  以此反观六十多年来的中国，如果说前三十年是平均主义几近平板型的收入分配社会，没有中产和极富裕阶层；后三十年则是一个极富有阶层迅速增长，集中国民收入份额急剧上升，中间阶层缓慢增长的过程。过去十年，尽管中国的消费支出每年都在增长，但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在新兴市场化国家中，中国也是消费份额比较低的。迄今，中国由平板社会演变而成的，是个金字塔形社会，不是橄榄形结构社会。

  针对过去二十年的国民收入分配，公众很容易感觉到以下事实：首先，收入不断向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倾斜，流向家庭部门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这决定了整体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其次，流向家庭部门的财富减少进一步降低了绝大多数家庭进而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第三，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率并不高，但有研究认为，综合考虑了相关因素后，城乡收入差距在四五倍甚至六倍，而且还在呈现逐步扩大的过程。这意味着，虽然中国乡村人均收入年年增长，但仍占人口大部分的乡村家庭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相对而言，实际上是逐年下降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借助政策或资源垄断的某些超大国企快速膨胀，是过去十多年里最为重要的因素。无论是土地，还是矿产资源，以及政府许可的任何资源，都是过去近二十年来，在价格快速市场化过程中增值最大的。而这些资源无不在公权的掌控中，其急剧增值的收益，当然也就跟无缘公权力的绝大多数民众无缘了。

  尽管国有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只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小头，而且这一比例年年在下降，但国企利润，无论是绝对额还是相对额，年年上升，全体公众却难以从中受益。2010年国有企业利润近2万亿元，却只向国家财政上缴了440亿元，仅是其利润的2.2%。就是这440亿元，还是以“国有资本预算”的名义，又返回到了国有企业，只是体内循环。

  这些因素和问题，都已成了社会各方的共识，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现在全社会各方都在焦急地看着什么时候拿出切实行动，发生预期效果。制度化的问题，解决途径只能通过制度改革。土地所有权问题以及国有企业的深层改革、公民社会的建立等，哪一项都不是仅有国民收入再分配手段就能办到的，而这些制度改革能否进行，从根本上决定着上述问题能否切实有效缓解。

  任何制度都不是一天两天内形成的，路径依赖已经致使现有公权力掌控者无力自改，尤其当改革要触及既得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的时候。而要真正理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非得有制度和体制根本改革的应有决心与力度不可。

  这就是我由罗丝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明确阐述的相对收入假说所联想到的中国变迁现实和可能的改革。时间恰逢“国际妇女节”，笔者也想以这篇专栏对过往历史上和未来杰出女性经济学家表达一份应有的崇敬。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