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不少人把此次日本灾后的经济前景，与二战后和阪神大地震后的情形相比，认为日本二战后和阪神大地震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灾后重建的需求拉动，并由此推断这次灾后大规模重建有可能使日本经济出现“V型”复苏。

  这种判断恐怕来自于“破窗效应”的所谓“灾难创造财富”。然而，笔者以为，鉴于全球经济大背景迥异，这次日本重建，“破窗效应”怕很难灵验。

  日本经济在二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在战争中物质财富损失率达36%。但日本经济能迅速从战败后的阴影中走出来，迅速恢复了经济实力，并为高速增长奠定基础，其机理非简单地能以重建概括，除了自身经济基础以及劳动力和资本充裕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使日本经济命运有了奇迹般的转机，有三大最重要的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其一，美国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对日本实行全面的扶植政策，并以多种形式的“援助和贷款”为日本发展经济提供资金来源，1945年至1971年，美国政府分别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等名义，先后对日援助总额超过43亿美元，对日直接投资达14亿美元以上。特别是后来在亚洲爆发的朝鲜和越南战争，日本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特需”订单，使日本成了为美国提供战略军事补给的“大后方”。“特需”不仅为日本提供了销售市场,而且获得大量的外汇，大大刺激了日本经济。日本的外汇储备,1949年末仅2亿美元, 1952年末增加到11.4亿美元,三年内增加了5倍，造就了所谓的“特需繁荣”。

  其二，二战后日本大规模改革经济结构和工业体系，包括制订钢铁、煤炭、造船、电力等行业的生产合理化计划，把私人投资的40%吸引到这些行业，加快改造旧设备的步伐；设立日本开发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对重点行业的设备投资和进出口提供长期低利贷款，并且财政直接投资铁路、港湾、电力等部门，支持基础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修订税制，对企业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加速设备更新等等，形成了日本的一次大规模资本积累。

  其三，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为获取外汇发展民族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销售石油、工业原料和农矿产品，货足价廉，使日本得到了极为有利的原料、燃料等供应；同时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急需进口大量机器设备，又为日本的工业产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销售市场。此外，日本国内也劳力充足，工资成本低，较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强劲的外部需求遂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再来对比一下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阪神处于日本的重要工业带，那里集聚着日本重要的临港工业，阪神地震重创了日本制造业和交通运输。据估算对日本造成了约10万亿日元的损失，占当时日本GDP的2.5%。尽管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在强劲的重建需求推动下，地震发生当季实际GDP环比增长1.2%，而且此后一季度环比增长率加速至5.1%。阪神能迅速从灾害中走出，是由于当时日本的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为90%左右，财政赤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赤字)对GDP之比为5.4%，政府财力充裕，足以让日本政府花费20万亿日元用于实施创新复兴计划。

  这次“3.11”大地震发生在日本东海岸地区，尽管那里经济规模仅占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8%左右，却集中了大量钢铁、石化、制造、核电等日本重点产业和支柱行业，被称为“京滨工业地带”，地震导致的企业停产，运输障碍以及能源短期供应中断，将会对日本制造业乃至日本经济造成长远的影响。

  而从全球的外部大环境看，全球产业和经济格局的改变，已使日本所处的大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正处于脆弱的危机修复期，全球总需求低迷，外部需求的动力严重不足。在重建的财力上，无论是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还是国债依存度，目前日本的状况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最差的，政府根本没有充足的财力用于规模重建，2010年日本国债余额已达753.8万亿日元，财政与债务已岌岌可危。如果再靠发债支持灾后重建，将使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与此同时，同样饱受高债务、高失业率困扰的美国、欧洲经济体一时也很难拿出资金来支持日本。

  而“破窗效应”最大的不确定性很可能是：日本部分制造业恢复遇到来自于中国等新兴制造大国以及德国等老牌制造大国的竞争，而产生的“替代效应”。一方面，中国、印度等国正在迅速崛起，据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中国、印度和韩国的崛起已形成了全球新的制造业版图。2010年，中国占了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而另一方面，日本的高端制造业部分也会遭到来自于“德国制造”和“美国制造”的挑战。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