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海

  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内容是在虚构的某个国度有个巨型能源公司，为全国许多地方供电，但自身可以随意决定对某一城市哪一片区停电，以试验其某项科技的进展。同时，该公司还通过制造地震的方式，来试验其新能源的效力和威力，俨然是个独立的秘密王国。公司内部军事化管理，用武器杀害误入其中的大学生和潜入其中调查的记者。

  这当然是电影的虚构，但其逻辑还是可信的。那就是，一些国际化的巨型公司，如果没有社会的监管，难以保证其行为都是对于社会有利的。也许这种伤害并非有恶意的动机，而是出于其管理上的惰政和忽视社会而造成的。

  据媒体报道，造成这次日本大地震之后五级核电站泄漏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其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已被发现涉嫌作假，配电装置11年从未检查，因此面临被彻底调查。2002年东京电力公司承认伪造安全记录。2007年，东京电力公司承认，自1977年起，在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新潟县柏崎刈羽核电站199次例行检查中篡改检测数据，隐瞒反应堆故障。福岛第一核电站已运行40年，本来已当报废，但就在这次事故前，公司决定再延期服役20年。在这次危机发生时，东电因担心向反应堆灌注海水会损害电力资产，延误了控制核电站危机的关键措施。而运输到核电站的外接发电设备接口居然与电站内的接口不匹配，以致事故升级。三周前的2月28日，公司向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递交报告，承认没有检查核电站6个机组的33个部件，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要求东电在今年6月2日前递交改正方案，岂料即刻遭遇大地震和海啸，而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也并没有向日本政府报告。尤其令世人愤怒的是，东电社长清水正孝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已整整一周，把公司发言人推到直面公众的第一线。许多日本人正开始探寻他的下落，并要质问他究竟对危情掌握多少。

  所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泄漏事故与东京电力公司管理懒散、封闭、做假等行为和企业文化有不可推卸的关系。该次事故的影响已扩大到全球。核电站向周围几十公里的空气释放了放射性物质，周围的牛奶、菠菜检出放射性物质。也就在这次泄漏事故后，周边地区出现了对于辐射的担忧，连美国也出现有人购买或者抢购含碘产品的现象。所以，假如不是日本出现181名“死士”抱着必死信念终于建立了新的冷却系统，控制住了几个反应堆堆心的温度，后果不堪设想，而事故对于无数生命和健康的长期威胁，以及数千亿美元的损失都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企业对于社会的外部性问题，也就是对于社会的影响万不可忽视的。小企业，对于社会的影响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巨型企业，尤其是国际化巨型企业，以及一些特种行业，对于社会有非常大的外部性，社会和全球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警觉，并将这种外部性置于阳光之下，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现在看来，要想这样做，需要解决观念认识、制度建设两个问题。

  观念认识问题，就是解决企业内部的商业秘密与社会公民的知情权，也就是透明度之间的问题。任何企业，尤其是巨型企业，多数都有一些需要严守的商业秘密，但是这些秘密，应有严格的界限。除了那些上市公司之外，应该主要限于财务信息和技术诀窍之类。除此之外，对于其经营管理和业务项目等等，理应向社会开放，或者是对于管理机构开放并公诸于众。在划清了企业的商业秘密的界限以后，巨型企业的一切信息均可对于社会开放，以便让社会各界督促自身加强管理，由此增强社会对于这些企业的信心。在这方面，有些巨型企业向社会公众开放参观生产线、科研基地的做法，也许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方式。

  而制度建设问题，就是要建立对于巨型企业的监督制度。虽然全球对于巨型企业的监管，在制度上并非空白，但是像日本核电站这样的超大事故，以及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事件，却都表明监管制度大有不足之处，特别是缺乏国际性的监管制度。因此，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特别是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以后，全球有必要形成一套对于国际巨型企业的监管监督制度。虽然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后，包括在几次的G20首脑会议上，对于全球金融监管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对于巨型金融企业的透明度的监管仍然有所遗漏。而除了金融企业以外，其他行业的巨型企业的监督监管方面，说起来也是大有不足的。

  笔者希望，在建立对于国际巨型企业的透明度的监督和监管方面，国际社会不妨从一些对于社会和全球具有重大外部性影响的行业开始，着手监督和监管这些行业的巨型企业，尔后再向那些对于社会和全球的外部性影响次一级的行业拓展。当然，建立对巨型企业的国际性监管，全球社会要充分地协商，本着保守企业商业机密和保护社会和全球公共利益两者兼顾的原则进行。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