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鹏

  未来5年，上海将跨入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的重大阶段，并承载着以完善城市功能为核心的“四中心”加速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此情形之下，上海提出了“转型驱动，创新发展”的“十二五”战略主轴，并由此全面开启服务经济时代。

  然而，究竟应该如何定位上海发展服务经济的独特性呢？这既是个尖锐的理论命题，也是必须及时解答的现实问题。在今天的上海，工业化发展模式所依靠的传统低端要素，诸如土地、劳力、环境等早已不再具备继续利用的可能，商务成本的不断攀高，也使上海既有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历史尽头。然而，转型实在不容易，虽然上海确立了从工业经济转向后工业经济、再转向现代服务经济的发展思路，可服务业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难以迅速完善，也无法立即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至于在转型的道路上，上海下了不少功夫，做出了许多努力，但与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要求总还有一定的距离。笔者认为，上海发展服务经济，理应紧紧围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城市功能提升中的作用，从全方位、多视角、宽领域等层次提升上海现代服务业的质与量。

  第一个要关注的问题是，应大力加强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互动，要特别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服务功能。

  上海的服务业总量目前已接近了占GDP60%的水平，但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却仍然远远滞后于上海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既有经验表明，在国际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总量基本维持在70%以上的水平，而上海不仅在数值上低于这个水准，甚至在生产性服务业所应发挥的作用方面也远远不够。

  根据有关专家的追踪研究，上海现代服务业中，比重较高的金融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集聚和辐射联系是最弱的或几乎最弱的。集聚其他产业能力最强的依旧是建筑业、制造业和装备业等这些具有很强物质生产性质的部门。而笔者此前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上海的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程度很小，甚至上海许多制造业的服务业化水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尽快扭转的话，那么，上海在生产性服务业在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功能方面，就会严重缺失，那也就无法真正形成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了。

  第二个要关注的问题是，应大力加强现代服务业与消费转型的协调互动，要特别重视生活性服务业对国际大都市的催育功能。

  与全国提出的经济转型目标相一致，上海的转型，也包括了从过去依赖国外市场转向依赖国内市场的内涵。这一内涵的进一步延伸，则是加速启动国内外消费者在上海的消费能力和购买能力，所以，上海非得加强生活性服务业的成长不可。应当看到的是，上海虽然在经济上、文化上表现出了很强的包容性，但在消费方面，文化产品、时尚产品的消费少得可怜，尤其原创性的文化、时尚类产品奇缺，至少在这一点上，根本无法与巴黎、伦敦、东京那些国际大都会相比。在“十二五”时期，借力“世博后”的文化与产业衍生效应和迪士尼的文化与消费放大效应，上海或许有望在城市文化消费、时尚消费方面迈出一大步，而这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同时，上海还要重视那些中高端的民乐型服务业，比如时尚娱乐服务、健身保健服务、个性化服务等等。本质上讲，发展民乐型服务业，是上海提升城市生活功能的重要内容，因为上海不可能只是制造型或生产研发型的大都市，还应是生活宜居型的大都会，因此，中高端民乐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扩大内需，而且可以更大规模地吸引外来高层次的人才。

  第三个问题是应大力加强现代服务业与民生改善的协调互动，要特别重视公共性服务业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引导功能。

  “十一五”期间，民生问题被置于国家战略的位置上，中央政府相继在民生改善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相信这一良好趋势会继续延伸到“十二五”时期。对上海来讲，民生问题是确保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无论是公共医疗、公共教育还是社区服务、电子政务都需要提升一个层次。建设智慧城市，是上海在“十二五”规划中确立的发展目标，而智慧城市的建设，既离不开硬的信息技术，也离不开软的城市素质。说到底，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愿意为这个城市不断奋斗、努力的人去完成，也正因如此，强化公共服务业则是上海发展服务经济的重要保障。为此，笔者以为，理该坚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大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努力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事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机制，切实建设公共服务业发达的、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和谐城市。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