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各方都认为央行这次加息符合市场的预期，只是推出的时间点被市场普遍解读为央行担忧3月通胀数据可能冲高。对于3月的CPI数据，眼下机构的普遍预测是过5％毫无悬念，最高的已看到了5.3％左右。主流经济学家在今年初曾明确预测，通胀会在今年6至7月达到峰值，然后逐渐回落。但是，随着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双重经济环境的变化，上述预测是否依然成立，似乎值得进一步推敲了。最起码，在国际食品能源价格超越2007年峰值的外部背景下，我国的通胀形势或许变得更加不容乐观。

  进入2011年之后，法定准备金率已经上升至20％的历史高位，而利率也在坚定有效地持续上升。对社会上任何涨价的苗头，发改委更是不辞辛劳，东奔西走，抓紧与相关各方会商协调。在相关部门的一再协调之下，有关企业原本拟定的调价行为被暂时推迟了。大家都看到，为了遏制住通胀这匹野马，政府已经尽了现阶段最大的努力。不过，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在动用政策组合工具控制通胀的同时，还得高度关注这些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会如何。治理通胀无疑是首要目标，但我们也得设法尽可能减少治理过程中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2008年上半年由于政策紧缩过度而在下半年开始紧急政策转向，留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很深刻了。

  从宏观数据来看，三月PMI尽管改变了今年头两个月下降的颓势，同比增幅却是最近六年最小的一次，而制成品的库存增加，则给下一阶段的市场带来显著的去库存压力。毫无疑问，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确确实实在减缓，在这种敏感时刻，政策下一步的执行力度，会对整个经济的后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必须慎之又慎。如果追根溯源，没有2008年政策上过度的紧，就没有2009年政策的过度松，也就没有从2010年至今的紧缩政策了。可见，在过去的一个经济周期中，政策并没有产生平抑周期的作用，至少在经济政策的前瞻性上面，似稍有欠缺。因此，在当下这个敏感时刻，必须高度关注实体经济的下一步走势。

  在当下的国际经济背景下，美国评级机构再次调低了葡萄牙的国债等级，使得市场对欧洲经济的复苏又增添了一层疑虑。而美国自身的经济虽已看到逐步好转的苗头，但是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住宅价格和失业率常有反复。再加上日本市场遭受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的外需存在相当大的压力。出口引擎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牵引作用明显地下降。谁都清楚，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内需尚未真正启动之前，外需这个重要经济引擎的疲软，将极大地增加我国经济陷入“滞涨”风险的可能。

  中央的调控政策正在产生积极的效果，而大家也看到，这次政府调控决心之坚定可以说前所未有。这次配合经济转型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为过。只是在货币政策收紧的同时，又不能伤害经济的增长潜质。放弃单一的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经济发展目标，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经济的增长。要实现结构合理、高效环保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在一个合适的速度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经济结构转型所必需的社会安定和缓冲。

  在前进中解决发展的问题，是我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宝贵经验。在我们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点，无论如何仍然需要坚持。根据国外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等人的研究，当人均收入接近15000美元的时候，该国的全要素增长率会出现一个大幅下降的过程。这主要源自于人口红利和农村劳动力释放的枯竭。我国的经济无疑正在经历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在这个重要的关口，宏观调控政策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就应更为全面。

  笔者认为，我们在坚定不移执行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控制资产泡沫的同时，也应同时引入政策对冲因素，对紧缩政策有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形成政策的缓冲。比如，尽快动用各种政策，把居民的收入增长列为重点工作目标。居民收入不增，启动内需终究是无源之水。温总理在今年“两会”前就已在网上与公众沟通时谈到了增进居民收入的税收改革方向，相关部门应加快执行的速度和力度。通过发挥税收的二次收入分配功能，切实降低中国居民的有效税负。国有垄断部门的企业也应加大对国家的红利上缴力度，增加国家对全体国民保障的覆盖范围和力度。这样，将从根本上有助于藏富于民愿景的早日实现。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