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当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上涨的时候，世人很容易联想到历史上的通胀场景，不过如果仅仅是油价单独上涨，那么现在还是有办法应对这种价格冲击的。难就难在除了油价之外，我们还看到其他许多物品和劳务的价格也在上涨，这也就是大家所担心的普遍的物价上涨，即通胀。通胀完全是石油价格冲击所致吗？至少这次显然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两三年前，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下可能的经济衰退，纷纷采取了扩张型货币政策。这印钞机一旦开动，并且是全球性的开动，通胀当然也就为时不远了。诺奖得主弗里德曼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胀本质上就是一种货币现象！钱印多了，必然通胀。

  这么说来，本次通胀其实在两三年前就已形成预期了。世人焦急地等待着的，只不过是这一预期的实现而已。既然通胀早有预期，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对于扩张型政策的退出，以及紧缩型政策的出台，也该是早有心理预期。时间不是重点，重点是早知扩张型政策会退出。那样，面临央行如今一系列的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应会很淡定。再进一步看，如果早就预期到扩张型政策会退出，那么除非我们撞大运，正巧赶上退出时经济复苏，退出后通胀很快得以解决，于是整个宏观经济都处在良好的轨道当中。可这毕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当政府开始考虑退出扩张型政策时，总会顾及退出的后果，即原本可能衰退的经济是否会因为退出而真的衰退？或者原本就已衰退的经济是否因退出而复苏无望？这种担忧会导致退出决策的拖延，从而使得退出的时机变得无法把握。

  什么时候政府会选择退出？当然是不得不退的时候。而这个时点，恰恰是通胀可能开始要大踏步往前走的时候。结果，当政府真的开始退出，此时的通胀已形成一种趋势。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会降低流通中的货币量，却无法降低人们心中的通胀预期。家庭的通胀预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众多国家和地区已让各自的印钞机印刷了太多货币，这些货币在经济系统中流通，只能缓慢地被抽走。而考虑到现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缓慢，这种抽货币的过程也是小心翼翼，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货币还在泛滥着。二是当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开始提高利率的时候，意味着资金成本在上升，加上原先通胀所带来的其他成本因素增加，迫使企业不得不设法向下游转嫁成本压力。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家庭不但不会因紧缩政策而削弱未来的通胀预期，恰恰相反，家庭可能会加剧未来通胀的忧虑。

  更严重的是，家庭在央行普遍采取紧缩政策的时候，又会产生一种新的担心，那就是，如果各种成本都上升了，担心企业因此会普遍提高产品价格。比如现在超市里的方便面、饼干等都开始提价了，于是希望自己的收入能够应对这种生活费用的上升，而这就意味着人工成本上升。连锁反应是，企业的要素成本持续上涨，除非企业能够向下游转嫁成本负担，否则企业要么无法支撑这种成本上升而关门，要么降低产量。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反过来又会伤害到家庭消费。如果产品提价成功，则家庭生活费用将更高，进而又进一步产生提高收入的要求，如此循环，变成了物价、工资的螺旋式上升。如果是企业减产或者关门，那么意味着宏观上总产出会下降，从而经济增长变缓，相应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会下降，进而失业率上升。

  一旦家庭上述担心开始形成，并且普遍化，那就意味着在预期未来通胀的同时，也在预期未来的经济增长率放缓和失业率上升，也意味着家庭在退出政策开始实施时就开始形成了滞胀预期。这恐怕才是当下宏观经济的重大隐患。按休斯等人在《美国经济史》一书中所给出的数据，美国1976年时的失业率是5.8%，到1980年是13.5%，而同期的通胀率，1975年是8.5%，中间略有波动，但到了1980年还是7.2%，这段时期的CPI平均达到了8.8%。这是典型的滞胀。而带领美国走出滞胀困境的经济政策，究竟是货币主义的政策获胜还是里根的供给学派的想法获胜，直到今天还存在争议。就经济史的视角而言，比如休斯等人的著作，都无一例外给出了一些关键的共同信息，而这些信息似乎被许多宏观经济学家所忽略了，大家都纠结于需求管理、货币规则，抑或减税等问题，而真正对走出滞胀做出贡献的，很可能是家庭和企业预期的变化！也就是说，很可能是央行和政府相关部门把握了预期的有效管理，才使得宏观经济走出了滞胀。而史料也反映出，当时美联储和相关部门的确在着手重点管理家庭和企业的预期。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线索，值得细细思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