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与风险正在全球集聚：希腊债务重组引爆的市场恐慌让欧元区经济肌体最为健康的德国感到如芒刺在背；新兴经济体日渐抬头的通胀则令所在国央行行长头痛不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幕后推手明眼人都知道是谁，但如何形成全球性监管短期内恐怕难寻答案；受到地震拖累的日本经济未来几年仍将在低谷中徘徊；甚至，被视为全球经济稳定器的美国也由于成堆的国内经济问题而被标普将主权信用评价展望降格至“负面”。倒是不甘被冷落的G20轮值主席国法国试图在修复全球经济失衡方面有所动作。只是，以今日法国的实力，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其腾挪的空间不大可能如他们自己想象得那么大。

  曾经雄心勃勃的欧元区主导大国，如今面对区内主权债务危机左支右绌，既说明欧洲通过货币统一来打开经济整合之门说易行难，也显示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免疫力较低且偏好金融化享受的欧洲部分国家的“达尔文主义”式洗劫尚未结束。预计，持有欧洲主权债务风险敞口极大的欧洲银行业未来还将忐忑一段日子。其实，被福利资本主义宠坏的欧洲人应当明白：当将经济重心偏离于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之后，举债度日和饮鸩止渴又有什么两样？

  毋庸置疑，抗通胀已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而细究此轮通胀，根本原因还是美国在经济失衡的环境下，操纵美元贬值尤其是美联储向国际市场拼命注入流动性，继续刺激流动性泛滥而引致的连锁反应。因此，求解新兴经济体的通胀之策，首先需要上述国家拿出前瞻性策略组合，但这远远不够。新兴市场尽管可以在检讨本国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积极寻求货币以外的其他政策渠道缓解通胀问题，但关键仍在于美国究竟怎么行动。

  今天，疾病缠身的美国既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推手，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承担着世界经济的维稳重任。只是积重难返的经济基本面使得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越来越自私，而这又反过来伤及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标普日前发出美国国债可能降级的警告，对华盛顿和华尔街的那些精英们来说不啻一次及时提醒。但问题是：笃定还可享受长时间美元红利期的美国财经领袖们愿不愿意正视美国经济的问题并拿出切实解决行动呢？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严重失衡，双赤字不断扩大必须寻找不断补充经常性逆差的来源，以确保其资本项目下的顺差。为此，美国利用其话语霸权大肆炒作新经济概念，通过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金输入美国。并凭借其国家信誉，吸引日本和中国等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的经济繁荣。但随着科技股泡沫破灭和“9·11”事件，美国资本市场引资功能开始减弱。此后，美国通过房地产市场来保持资产价格上升态势，于是过剩流动性通过新的信贷工具流向房地产市场，在缔造了经济的表面繁荣之后，激发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膨胀直至破裂，资金又离开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进入大宗商品市场，成为推动大宗商品通胀的主要力量。

  另一方面，最近15年来，每遇金融危机，美联储都习惯性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救市，结果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对世界经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对冲基金的涌现。投机基金也抓住了全球经济依赖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不可持续性的“软肋”，大肆炒作原材料市场，助推了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的暴涨。甚至通过唱衰并大举做空美元，某种程度上促使美国采取弱势美元政策。而美国持续降息和美元贬值，已被证明是转嫁本国危机的不负责任行为。

  而今，在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加剧、贸易与货币体系持续失衡、通胀抬头以及能源和粮食危机的多重压力下，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或许不是欧元体系破洞可能漏水的效应，或者美国再度成为危机风暴眼，而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彼此算计”导致全球错过治理经济失衡的时间窗口，进而引爆系统性经济与金融危机。

  其实，经济学家们早已提出了解决世界经济过度失衡的方案，即主要经济大国间应协调政策。美国应鼓励储蓄并减少财政赤字，限制支出，欧洲国家应维持低利率以刺激消费需求并重振实体经济，日本应继续金融改革，并加强财政政策对投资的激励，而大多数亚洲顺差国家则应增加内需，提高大众消费需求，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石油出口国可以考虑增加其社会消费支出，增加在石油生产及经济结构多样化方面的投资，等等。但是，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博弈各方对失衡调整的方式远未达成共识。特别是美国，由于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反而有利于维持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所以迟迟不肯采取负责任的经济行动。

  为了抑制系统性风险的上升，全球亟须一个建立在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大国亟须拿出协调一致的行动，否则，一旦系统性危机来临，以美元计的发展中国家财富势必再次遭受大洗劫，而发达国家也将为其自私买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