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枫

  《自主权力的道德界限》是王国乡先生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退休之后所著，凝聚了他大半辈子对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思考成果，包含了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道德前景（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理论探索的原创性思想火花。历经沧桑、深味人世沉浮如王国乡者，写点回忆录，即可吸引公众眼球，但他学术壮志未酬，沉毅执着地进行严肃的学术写作。本书就仿佛一种隔着时空的呼应。

  出生于1935年的王国乡，是当代中国反思“中国模式”的思想者之一。他为了笃信一条无可争辩的经济学定律——土地报酬递减定律，被戴上“极右派”、“现行反革命”帽子，遭受牢狱之灾，差一点死于非命。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未经思索的人们看来，是理所当然之事，至少也是水到渠成的故事，而在王国乡眼里，则更多窥见了华丽的发展话语背后的危险所在。

  不过，从经济学视角求伦理学难题，并非王国乡所独创的研究路径。揭橥于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伦理学，于今已是一门显学。2000年，商务印书馆引进阿玛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很多充满社会与道德关怀的学者，在对此书的评析中，大多对正在健全市场经济的当下中国做了比照式的分析。因而单看王国乡此书，并不觉得有何出奇之处，但若把这本书放在他的生命轨迹中来看，让人难免不动心动容。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王国乡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展现。他从土地报酬递减定律入手，进一步研究择优分配原理和等边际伦理原则，并对计划经济的道德观发起挑战，提出了他的经济伦理与道德伦理思想。然而，就学术思想而言，绝境逢生，永远只是一种童话。如果一种思想，只是出于对周遭世界的某种抗争性反馈，那这种思想受到的限制其实是很大的。王国乡在本书中表现了极大的学术进取劲：建立一种与国际接轨并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思想体系。但本书的局限性，毫不留情地削弱了王国乡思想本身所带有的创新。

  首先是本书建立的讨论框架令人质疑：通过对四种著名高校伦理教材的一系列质疑，指出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困惑。学术滑坡已成共识，高校教材，因强制推行而得安身立命，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其内在的价值，更多的是已习惯其谬误百出，这些教材与受众的关系，仅在于后者会自觉关心教材与考试之间的血肉联系。谁真正在乎教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我们时代的社会文化秩序相对应。而王国乡先生，却诚挚地对其质疑并分析，我们若不怀同样的诚挚，看到的将是一位堂吉诃德的形象。

  其次，王国乡先生的研究逻辑，也同样让人难以认同。历史地看，伦理学先于经济学而存在，其蕴含的难题（或曰悖论），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诠释（而不是解决方式）方式。而作为后来者的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成长的学科，更不能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去面对伦理学难题。仅是最简单也是最本质的伦理学论题：人性善恶之辨，经济学能做的是，也只能先作规范性假定，而不是解决。

  这是这本《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的两大硬伤，令人遗憾。但是，这本书的价值，也许正在于此，尽管负伤，仍自成一格。支撑这本书的，是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结构。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理性自利的人，而王国乡则为此做了新的规范，认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人，是“理性自利的自主权利人”，并以此推出，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自主选择的交换各自满足需要的“自主权利”关系。而人都有特定的利益追求，市场经济道德的萌发点就在于此，追求自身利益，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其本质是“自利不损人”。

  人的权利，是靠人去争取而来的。无论是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还是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一个已达成的共识是，权利，是一种公共产品，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本质上要依靠公民积极的公共行为（包括对国家体制的选择、维护），私人领域同样是由公共行为来维系创造的。王国乡的理论中，隐含了这样的假定，个人自主权利可以得到完整的保障。从而，他的讨论从个人的道德，延伸至制度的伦理依据。

  道德是一个规范性命题（应该怎样），而不是一个实证性命题（是什么）。同样，制度伦理，也是一个规范性命题（怎样的制度是正义的）。王国乡在书中提出的经济道德，其实是一个价值规范体系，而他描述的经济道德——在经济关系中，以取得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自觉厉行“自利不损人”的原则，更像是一种理想的经济交往模式。

  人需要靠自己去理解和塑造自己命运的进程，一个国家的民众，同样需要靠自己去理解和塑造自己的历史进程。而我们所拥有的希望是，当我们拥有一种好的社会共识，我们所共建的社会规范体系就会更有力。笔者以为，这正是王国乡在此书中锲而不舍建立市场经济之理想人格、市场经济之理想体制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