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瑾

  对于世界来说，中国经济不啻为一神奇的存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经济规模跻身全球第二；全球前列贸易大国，然而货币在资本项下并不可自由兑换，境外流通率少得可怜；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然而中国创造却千呼万唤难出来；投资与出口居高不下，消费却始终不振；更不用说对比人均收入排名靠后，然而房价水平却遥遥领先……

  在保持了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始终与以上诸多矛盾因素并存，令外界破费思量：无论“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崩溃论”，从“中国模式”到“北京共识”，理论界的诸多范式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其中，中国经济“失衡”论也应运而生，在转型期间频频提及。不过，央行上海总部的傅勇博士的新著《失衡的巨龙》则试图证明，中国经济的失衡程度并非不可救药，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迅速成长的“并发症”，外界的关注有所过度。

  审视当下中国经济增长诸多格局，譬如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等特征，以及诸多居民收入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收入差距过大、金融压抑等社会问题。看似千头万绪，不过比较下来，其实并非中国特色，而是赶超经济体早期普遍存在的现象。傅勇认为，发展经济学往往把很多结构失衡看作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中出现的合理现象，甚至看作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阶段性现象，未来很可能会逐渐改善”。

  数据往往构成逻辑分析的基础，然而数据分析的异同也构成经济学判断力的高下。正如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并不欣赏用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三驾马车来分析中国经济结构并得出结构失衡的结论，他认为这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误区。他在为《失衡的巨龙》所作序言中说，结构主义者广泛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比例关系的大多数证据，大都可能是统计失真本身造成的假象或者是对数据缺少标准化处理而造成的错觉。

  在书中，傅勇引用了经济学家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的资料数据，希望通过比较，解析中国经济中的一些迷思。首先，就中国的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年增长率而言，如单纯与欧美等成熟经济体对比，确实高出很多，然而一旦与起飞阶段的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经济体对比，则相当一致。其次，至于传说中的中国人储蓄率居高不下等命题，以前往往归结于儒家文化因素。然而，通过国际比较，则完全可以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优良的人口结构得到解释。从数据来看，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在与中国发展相似的阶段，国民储蓄率也居高不下，而新加坡的储蓄率更是中国的1.5倍；与此同时，而意大利、博茨瓦纳等于中国文化完全异质的国家也不乏同样的比率。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这也说明，如果把中国经济放在国际视野之下比较，诸多特殊现象背后仍旧存在一致的经济驱动力。反过来看，当前中国经济诸多问题也许是发展中并存的烦恼，与颇多新兴经济体非常类似。如果说有特别之处，最大因素或许在于中国经济体量之大，极其容易扰动全球经济，也使得诸多表象被放大再放大，以至于遮蔽了本质。

  本书立场不乏新意，也挑战了很多主流理论，然而某些观点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傅勇认为，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表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至少已部分“脱钩”(Decouple)——但从最近的数据来看，两者尚难断言脱钩。何况，中国大量资产通过投资、购买国债等形式又溜回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中国与发达经济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类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因此，本书意义或许不仅在于批判了中国经济失衡论，更重要的是在于批驳了中国特殊论。地方政府竞争、改革开放、全球化、人力成本等等因素在中国经济中起到正面积极作用的因素，在别的经济体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

  回首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在追问张五常教授提出的“中国经济做对了什么”的同时，也必须理解有三个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优势，那也是邹至庄教授总结的三点，市场制度、中国人口的基本素质（聪明，学习能力等）、经济增长速度快。因此，中国表面复杂诡谲的经济奇迹，仍旧符合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中国经济的轨迹并不特殊，也没有必要罔顾诸多已有的经济体发展路径经验，而强行另辟蹊径。

  中国经济未来将如何演变？诚然，正如傅勇所言，我们有理由悲观，但有更多的理由保持乐观，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绝症”，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根本性症结并不会自动消失。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大关，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往存在的弊端也许会被进一步放大，可谓挑战重重。理性来看，说改革可以渐进完成，即意味着改革的条件只能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