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想扭转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权利与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失衡，需要调整外汇储备管理思路，想方设法调整对外资产结构，将外汇储备资产区分为战略性储备资产和收益性储备资产。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
张茉楠
中美双方商定，下周一至周二，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无疑，人民币汇率、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是两个重要话题。今天，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到全球外储三分之一，从外汇短缺大国、吸引外资大国、对外债务国变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与资本净输出国、全球第二大对外债权大国的格局，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笔者以为，如何重新审视和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加强对国家主权财富的有效管理，扭转全球财富分配失衡已刻不容缓。为此，在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估计将有一番硬战。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一半以上投资于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美国债券。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6月，中国持有美国股票的市值为1270亿美元，长期国债11080亿美元，长期机构资产支持证券（ABS）2980亿美元，长期企业ABS20亿美元，与美国资本投资形成高利润回报相比，（据统计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美国对外金融资产收益率高达9.8%）美国国债收益水平较低，大约为3.5%左右，这等于是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利益分配严重不对称。
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人均外汇储备从130美元上升到2044美元，人均外汇储备占人均GDP比重从13.7%一路攀升到46.6%，外汇储备已经构成中国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的储备资产面临着贬值风险和国民福利的净损失。
一般而言，衡量外汇储备资产对一国的福利效应，不仅要看外汇资产本身的外币资产收益率，还要考虑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即留在国内的资产收益。如果留在国内的边际收益率大于将这些资本置换成外汇资产带来的收益率，那就意味着国民福利的损失。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04年至2009年期间，在中国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平均占比为66.73%，比美国高出63.56个百分点；对外负债中，FDI占比高达59.96%，高出美国55.21个百分点。这种不对称结构的直接结果，就是投资收益的重大差异。据统计，1990年至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净额多数年份为逆差，投资收益累积逆差额达605.53亿美元。这与同期中国上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净额形成了极大反差。
中国要想扭转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权利与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失衡，必须调整外汇储备管理的思路，想方设法调整对外资产结构，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
笔者认为，可以将外汇储备资产区分为战略性储备资产和收益性储备资产。一方面，从战略性的角度看，我国的自有资源难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由于我国对国际资源控制力不足，缺失国际市场定价权，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地位十分被动。因此，通过合理使用外汇储备来尽快建立全方位的要素资源的战略储备制度，为推进工业化进程积累廉价资源的储备，建立稳定的供给机制和定价机制已时不我待。
另一方面，要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提高储备资产的收益率。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资本金长期投资于海外市场，追求投资组合的财务回报最大化，是实现国家财富增值的重要途径。由于主权财富基金奉行多元化的资产组合策略，且大多不谋求敏感行业的控股股权交易，因此能够较好地回避投资东道国的政策限制，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金布局，形成由商品输出大国转向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并举的格局。
当今世界，主权财富基金早已成为各国政府管理外汇资产的重要平台和长期战略投资者。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统计，截至目前，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高达4万亿美元，其中一些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甚至远远超过该国名义外汇储备规模。相比之下，我国主权财富基金不但规模小，而且股权投资比例更小。从规模上看，我国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有华安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管理约3471亿美元、2888亿美元的外汇资产，分别占我国全部外汇储备的11.6%、9.6%；从投资结构看，我国主权财富基金过分重视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比如中投公司2008年的资产配置中现金类资产占87.4%、固定收益证券占9%、股权投资仅占3.2%，与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平均资产配置水平债权25%、股权45%以及其他资产30%存在较大差异。
为此，不妨考虑进一步扩大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着力推进“从金融投资到产业投资”转变，并努力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加大主权财富基金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场拓展、技术升级、资源能源收购、知识产权等项目的重点支持，以及在新兴产业方面的股权投入，不断提高金融资产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度，进而搭建起连通内外产业链的实业经济平台，促使我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位置的持续前移并逐渐走向高端化。
此外，诸如英联邦开发公司、德意志开发公司、丹麦工业化基金、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韩国进出口银行、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创业资本基金”、“海外损失准备金制度”等特别金融机构或特别基金，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融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大可参照此类经验，创设同类特别金融机构或特别基金，帮助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